二十五年前，我们家拥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在村里引起轰动。多年后，回味那个年代为了“解决户口”而奔波、劳碌、兴奋的经历，让人感慨不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父亲所在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根据市里指示，实施了农村制合同工及其家属的“农转非”政策。一时间，数千名农合工，只要工龄、厂龄、资历等方面符合要求，皆可“跳农门”。
　　在单位里，父亲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技术能手。然而，他进厂时间短，被“厂龄”这道硬杠杠卡住了，只得苦熬，熬到年限，方可解决。
　　1991年夏天，公司调整政策。父亲被破格解决户口。消息传来，全家上下喜气洋洋。父亲唯恐政策有变，抓紧一切时间，办理各项手续。他骑着那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口袋里揣着“石林”牌香烟，在村里、镇里、企业里辗转奔波。终于，全部手续办理完毕。母亲、我、弟弟、妹妹，统统跟着父亲进了城。
　　然而，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却对农村老家是依依不舍，舍不得那些童年的玩伴。很快，我便发现，伙伴们对我并不留恋，目光中甚至流露出强烈的妒忌神色。
　　后来，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恨”我，缘于我“身份的转换”。在那样一个年代，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工人，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壁垒”，不仅是生活条件的差异，更有诸多文化层面的差异。“农村人看不起城里人，城里人瞧不上农村人”，应该是那个年代特殊的社会现象。
　　来到城市后，我和弟妹在企业的学校里读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后考上大学，之后在城里工作，成家。而我的那些农村朋友们，很多人初中没毕业便扛起了锄头，延续着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如今，父亲已退休。和他坐在一起，我们时常谈起当年解决户口的经历，老人家感慨不已：“解决了户口，把孩子们带了出来，提高了生活水平，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是我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了。”
　　不久前，我回老家办事，与几位童年好友聚到一起。如今的老家，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村里的朋友们，早已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住着和城里人一样的楼房，开着和城里人一样的小轿车，他们的子女们，接受着跟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并无差异。
　　返城后，我感慨不已。当年的“城镇户口”，一度成为我们引以为耀的光环。如今，这道光环日趋黯淡，早已不被农村人所艳羡。“农转非”“商品粮”，这些特殊年代的特殊词汇，以及与此相关的复杂情感，已卷入时代的滚滚洪流，徒留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