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五十年前的记忆犹如昨天。1964年寒冬腊月，长安大地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寒花带雪满山腰，着柳冰珠满碧条”。参加长安社教的商洛分团全体团员，在郭茂生专员(分团长)、杨建舟副书记(蹲点领导)带领下，临时撤出已工作三个多月的长安县子午区，到西北大学进行春节整训。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工作队员身背不同形状的铺盖，怀揣《社教工作团守则》和劳动手册，搀扶着身患浮肿病的队友，风尘仆仆蹒跚慢步踏进西北高等学府。工作团员中，约有四分之一同笔者一样，被称为带翅膀的“飞”(非正式)团员(农村积极分子)，基本上都是头一次走出商洛大山旮旯的乡棒。没见过这么大的校园，这么多的高大楼房，好奇心情比在社教中忙于“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形成的沉闷心态，轻松多了，晚宿教学楼大教室，做起了放牛娃上大学的美梦。
　　1965年2月2日，是农历大年初一，上午10时前，工作分团同志集中在大学礼堂，听取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讲话。胡书记穿一件灰色风衣，健步跨上主席台，并不向主讲人位置就坐，而是直接走到西北大学党委书记面前，热情握手寒暄，关切地问道：“先生贵庚几何”？答曰：“五十五岁”，胡书记大笑说：“老兄长我五岁哟”。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一句风趣的开场白，引起了台上台下一阵哄堂大笑。一下子拉近了党的高级领导者与普通干部之间的距离，然后，他面向台下听众拱手拜年。他说：“新年第一天，没有见面礼物送上，很不好意思，我这里鞠躬表达歉意。我给患浮肿病的同志，每人带来一小包炒黄豆面，这可是高级康复粉，祝愿诸君早日康复”。讲话中他着重指出：“凡属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的减轻下来，最好要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待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大会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咎既往。”并风趣地说，“不要把多吃了几个馍，男女之间说了几句亲热话，都看成是多吃多占、男女关系一类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同时又指出，“今后如果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他的讲话给一直以来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干部松了绑，对一些受过不公正处理的干部是一次解脱。如春风化雨，把几个月来阶级斗争压抑下的沉重心情，一扫而光。同时他讲话的风格也很特别，近三个小时演讲，一是不拿讲稿，二是不用扩音，且手语并重，三是站而不坐，忽而台左，忽而台右，从台上讲到台下，最后的结尾讲话是在台下干部中讲的，他告诉主持人，讲完了不上讲台去了，这时，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听讲后大家纷纷议论说，听了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比新年吃饺子还有味，比看一场桄桄大戏还过瘾，真如久旱逢甘雨、病危遇神医、黑夜迎曙光之痛快，更是一股暖人心肺的春风。演讲的姿势，神采飞扬的笑声，诙谐幽默的语言，活泼的形象使人终生难忘。笔者所在的五楼公社进步大队工作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法系党总支书记刘素萍说，“耀邦同志一举一动，还像当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那样，朝气蓬勃，直言不讳，真知灼见，果敢有为，平易近人、体察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
　　光阴茬苒，五十年过去了，当年我尚是一个毛头小伙，如今已年逾古稀，两鬓斑白，耳背眼花。但是，每当年末岁首，总能回忆起那年春节在西北大学，聆听耀邦书记精彩演讲的场景，声在耳边回响，影在眼前呈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