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除夕，是下午在酒店吃的“年夜饭”。大人们偶然说几句话，敬几回酒，就是默默地吃着了；孩子们无论是工作的上大学的上中学的还是上小学的，个个怀里抱着手机尽情地玩。父母逼着儿女给长辈敬酒，则是一个手握着手机，一手拿着酒杯，酒杯递到长者面前了，两眼却紧盯着手机屏。说上一句祝福的话，也只是应付差事似地说声“新年好！”就完事儿。一顿年夜饭没有吃出一丁点喜庆和欢乐，成了例行公事了。
　　饭后，我和弟弟一块儿回老家给老人上坟送灯。这是老家的习俗。原本说好带着女儿一同去，妻又怕本家的长辈给娃发压岁钱，就没叫去。到了棣花街，去见了平凹先生。他每年除夕都要回来给老人上坟送灯烧纸。他也半开玩笑说：“一年到头了，也该给老人们汇报汇报工作了。”太阳下山了，他笑着催我：“你也该回苗沟了，不然，老人没灯要摸黑哩。”
　　在回苗沟的路上，能听到几声鞭炮声，不少人右胳膊下夹着一刀纸，手里拿着香和蜡，儿孙们拿着鞭炮和花炮，三三两两，有说话的，有沉默着的，在路边走。这些都是给祖先去上坟的。
　　到村上已经能看到满天的繁星了。堂兄是个老板，用小车拉了不少大桶子礼花炮正在放着，五光十色让山村的夜晚美丽了一瞬间，让乡亲们脸上也笑成了一朵花似的。接二连三的噼啪声，让我知道了人们陆续在上坟。这儿一点亮光，那儿两三点亮光，就是给先人们送的灯。外甥已给印好纸钱，我们就一同到老屋后面的坟场。
　　上完坟，回屋里说话。柱哥说：“如今过年没一点意思了，村里也没人了。哪儿像咱小时候热闹。”
　　是啊！那时候，大人们再忙都要提前给娃娃们做好各式各样的灯笼(当然大点的堂哥会自己动手做的)，有鱼灯，有鸡灯，有兔灯，有猫灯，还有船灯笼等等。天一黑，我们就从村东头游玩到村西头。那时没钱买鞭炮，只要谁家放，早早去，把灯笼摆成一排排，仿佛是一群鸡呀鱼呀猫呀兔呀狗呀在做游戏。我们一心等着拾没点燃的零星鞭炮。有一次，弟弟和一位堂弟一同扑着一个鞭炮，两人为这差点打起来。我说服了弟弟……
　　返回城里时，我到镇上看望老同学的父母。同学和妻子也回家过年。见到二老，我很高兴，老人也亲切地喊我名字。阿姨病了躺在床上，老叔也感冒了，头上戴着皮帽子，脖子上挂着口罩，七八十岁的人了，身子骨让人最操心。老同学陪母亲也靠在床上。他说刚刚学会手机上抢红包，认真抢着，忙得不亦乐乎。家里那些弟弟、弟媳、侄子、侄女个个都抱着手机抢红包。电视里正在播春节联欢晚会，却没一个人在看。他四弟两口子和儿子一块抢红包，那紧张的场面比股市还让人揪心。一会儿，这个喊“抢着了，五块钱。”一会儿那个叫“抢到了，哎，才四分钱。”手机抢红包成了开心的游戏，不在钱多少了，人人参与就快乐，就兴奋。老同学说：“这叫坐着收钱哩，太好玩，太刺激了。”他一个侄女走到爷爷身边给爷爷教咋样抢红包，老叔笑着用手摁了一下，把手机放边上了。好像是春晚的互动吧，这会儿，大家抱着手机疯狂地摇起来。老同学坐在床上，拿过妻子的手机，就这样一手一个手机使劲摇。他那份认真劲儿，仿佛在写狂草一样。他鼓动我也学着摇，我咋样也没兴趣，看来他真是童心未泯。摇了好一阵子，他喊道：“摇到了，摇到了，才一块钱。”接着他又翻看其他朋友圈同学圈老师圈，看有没有红包。他四弟笑着说：“就像小着在挖过红薯的坡地里捞红薯。”那时候队里挖过红薯，孩子们就下地再挖一遍，还真能捞到一个两个呢。
　　回到家里，妻也在忙着抢红包，女儿在手机上看动漫。我一个人在南阳台泡好茶，欣赏着城里的霓虹灯，还有断断续续的礼花。拿手机给友人们回了祝福的短信，心里依然是冷清清的。信息时代人咋都成了手机的佣人了。我一边品着茶，一边翻开今年第一期《人民文学》读平凹先生的新作《极花》。胡蝶在讲述她被拐卖的事情。……她拼死抗拒，在窑壁上刻下煎熬的第303天时，她被黑亮，也就是买她做婆娘的男人强占了，怀孕了……
　　读到凌晨，我依然难于入睡。胡蝶的命运折射出底层从农村到城市，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的命运，那贫苦地方人们的婚姻和家庭问题。
　　梁实秋先生说过，过年须在家里才有味道。我这个除夕，咋哪儿都找不到一点味道来。
　　坐在阳台上，看着霓虹灯下的山城，看着远处黑黝黝的山峦，我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