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17日，刚满十八岁的我高中毕业两个月之后，被统一安置到镇安县原结子公社太平二队知青点插队。当时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至少在我们镇安县，大部分都是中学生。那时，读过中学的农民也是凤毛麟角。我们这里的知青点大多是以生产队为依托，三五人为一小组。作为知青插队之前，我也曾在读初、高中时有过参加校方组织的“勤工俭学”的点滴经历，虽临时干过一些夏收秋收的农活，但相比独立生存的纯粹的知青生活，其感受完全不同。
　　知青生活的确对我有着一种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于真正知道了农民底层生活的艰辛、贫乏与无奈。由于不是从小经受农村艰苦生活的历练，绝大部分知青都无法忍受与农民同等程度的劳动。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劳作可计十分工，我们生产队还算不错的，头一年一个劳动日相当于三毛钱，第二年就涨到五毛三分钱了。有的知青能抽两毛钱一包的“宝成”牌香烟，便是极尽奢华了。与农民相比，知青的物质生活相对来说还是优越一些的。插队第一年每人每月还补贴10元生活费及牙膏、香皂等日用品，劳动不及全劳力，却也能享有最高工分10分，政策还规定知青只要每年完成相应的劳动日值，就能从生产队分配到年人均540斤的口粮(以小麦、稻谷、玉米为主，杂粮和薯类折合计算)。
　　艰苦的劳动是一回事，孤寂的精神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晨曦而出，日落而归。在播种或收割的繁忙季节里，疲惫不堪地回到知青点，几乎没有力气做饭，脸脚不洗就倒在了床上。每每饿醒时分，看着冷清的锅台，空空的灶房，不禁饥肠辘辘，一种莫名的凄凉感涌上心头。而让我感动的是，在那些寂寞无聊的时光里，时有我读中学期间的老师、同学和同届知青，还有亲朋时不时地前往我所在的知青点探望和游玩，送去一份关爱和欢乐，这些都使我难以忘怀，终身回味。
　　我下乡插队时，尚有少数较早插队的知青已经在农村生活了两年以上，别的知青点可能还有更长的，有的人从外貌和行为举止上已经很难与农民区分开来了。知青们最期盼的就是为某项重大活动宣传演出而排练节目，或者在某一阶段由公社统一集训后到各生产队临时巡回当政策宣讲员，这期间不仅使好多分散的知青能够相聚，重要的是免去了体力劳动，还记工分。知青也会给农民生活带来影响，会很自然的将城里的一些生活理念和习惯带到农村。有的知青成了业余的故事员，在田间地头或夜晚讲故事。知青有时也会作为教员在扫盲夜校上课，或者为乡村小学代课，当时代课教师在农村已属于“高级白领”了，享受的待遇也挺不错的，知青点所在的生产队每月计25个满工分，每月还能获得8至10元的报酬，我当时就在本公社的北沟小学任代课教师一年。
　　我和同期插队的许多知青算是幸运的，在农村的艰苦岁月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78年11月，随着首次知青招工考试的结束，我被录用到本县木王林场，成为一名林业工作者，也终结了近3年的知青生活。虽说林场的自然条件较差，工作环境比较艰苦，但我所从事的是机械工种，已是月薪37.5元的正式工人身份，从内心来讲还是有着一种满足感的。两年多以后，我被调回城里供职于县林业局。
　　现在回想起来，对于我的知青生活，自己的感受虽然谈不上无怨无悔，但毕竟丰富了人生经历，磨炼了意志，增长了见识，颇有收获感的是我在插队和林场工作期间，闲暇之时、百无聊赖，与书为伴、坚持阅读，善于思考、积累文字，养成了爱学习和勤动笔的习惯，这些都为我后来从事各项工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几年前，我又回到了曾经插队的农村，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已很难见到青壮年男子和年轻的女孩，他们都已陆续进军城市，在喧嚣的城市中孤独地打拼，与我们当年的情境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逆势回流。转眼间40年过去了，我在农村时的老队长已故去，早年居住过的知青老屋却依然摇摇欲坠地挺立在那里。
　　那些年，那些事，深烙心中，难以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