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年关临近的缘故，突然间又勾起了童年的回忆，金钱河深处的那个天井院子里，三伯做的手工挂面的鲜香味儿，再一次从鼻尖上袅袅升腾起来，久久挥之不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金钱河深处的村庄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个懂得吊挂面的手艺人，我们将这种手艺人叫做：面匠。
    面匠除了会吊挂面之外，还会做很多面花，用面粉和着五色颜料做成蛇啊龟啊仙桃啊苹果啊各种花色的面艺作品，然后浇上香油，色香味能保持一个多星期，这种面艺作品，人们称之为“水献”，一般用于祭奠亲人用的。
    在赛鹤岭那个大院里，三伯就是一个出了名的面匠。
    三伯的出名，在于吊出来的挂面洁白如银，细如发丝，更让人叫绝的是，三伯吊出来的挂面煮在锅里，那个味儿非语言所能描述，面汤如琥珀般透明咸香，面条更是细滑如游丝，只需轻轻一吸，一根面条便自动滑进肚子里，那种盐花儿的味道，久久在童年的肚子里回荡。
    现在的我，每次路过街市，只要看见挂面，都要拿一把放在鼻尖上，闭上眼睛嗅一嗅，总是渴望能找出儿时那种咸香的挂面味儿。
    故乡的美味总是诞生在腊月的某个黄昏。
    那时候，大人们总在腊月二十过后开始趁夜晚做各种美食，首先登场的是熬红薯糖，熬过红薯糖，依次是粘糖板，炸果子等等，至于吊挂面，则属于奢侈品类，一是工艺繁杂，非常人能够掌握；二是麦面十分紧缺，人们都舍不得。所以，只有到过年时节，大人们才恋恋不舍地将家里最好的麦面粉从面缸里舀几葫芦瓢出来，每户三五斤，凑到一起，让三伯集体给吊挂面。
    三伯对于做挂面的面粉要求很是讲究，先是用手抓一把面粉放在鼻尖儿上闻，如果面粉合格便不再言语；要是不行，便将面粉退回去，说这面没筋丝啦，太黑了啦，太干了啦，等等等等，大人们便乖乖地将家里最好的面粉拿出来，供三伯吊挂面用。
    这个时候的三伯，穿着长长的白色布裙，简直就是一尊神。
    三伯终于开始吊挂面了。
    从收面粉到吊挂面，一般需要半个多月。趁着好天气，大人们淘麦的淘麦，推磨子的推磨子，东一家，西一家的面粉都交到三伯这里，终于凑够四五十斤了，三伯便开始吊挂面。开始吊挂面的时间，一般都是吃过中午饭。
    大人小孩子们都聚集在天井院子外面的大场地上，大人们坐在一起吃旱烟，拉家常，顺便帮三伯挑水，做面筷子。
    三伯吊挂面的面筷子是用山上砍的冬青木做的。冬青木的树枝修长挺直，砍下一米多长的树枝，连一丝弯曲也没有，剥掉树皮，里面的枝有大拇指头粗细，玉白柔润，散发出淡淡幽香。三伯说，只有冬青木做的面筷子，才能挂出上等的挂面出来。
    三伯先将面粉倒在牛头锅里，倒水，加盐，然后开始和面，揉面。
    揉面是个体力活，三伯先在牛头锅里将面揉光，然后搬到木案子上，卷成长条，又团成圆卷儿，直到面团发出润润的光来才歇下来。
    三伯将揉好的面团用特制的白棉被盖上，给面团发汗。发汗的时间长短要根据天气温度等因素掌握，大概三四十分钟左右，三伯便将小被子揭开，手微微在面团三五寸距离感知面团的汗气，觉得发得差不多了，便将面团搬到一个大木盆里盘条。
    盘条的时候，三伯先拿出一个大洋瓷盘子，立起来在面团上由内到外转圈儿，一会儿功夫，那盘口便将面团切成一圈圈的，三伯从最中心轻轻一揪，整个面团便变成了一条胳膊粗细的面蛇，三伯将这面蛇沿手臂向上盘绕，一直绕到肩头，一边盘绕，一边用双手快速揉搓，一直将整条面蛇从头搓到尾，然后又一圈一圈从胳膊上缠绕到面柜子里，第二次发汗。
    三伯吊挂面的面柜子比一般的木柜要长宽深，盘好的面蛇一圈一圈睡在柜子里，柜面上再盖一条厚被子，在整个面柜里形成一个十分温润的小空间。
    二次发汗之后，三伯将面蛇盘成大拇指头粗细的细条。
    盘细条的时候，三伯根据经验，根据各家各户的面粉斤数，给每家每户分条子。
    这个时候，每户人家会拿出各自的大茶盘，双手捧着站在三伯身边，三伯将条子从面柜悠悠不断地拉出来，一边拉一边搓，然后又一圈一圈盘到大茶盘。做的多的差不多有两三茶盘，做的少的，也就只有一茶盘。
    如此循环往复，三伯将装有细条的茶盘再次装到面柜里第三次发汗。
    经过三次发汗，也就到了后半夜。
    房前屋后玩疯了的孩子们，天黑不久，瞌睡虫就上来了，于是便东倒西歪地歪在大人们的怀抱里睡去了。
    但等到盘条的时候，孩子们又会被这鲜香的面蛇熏醒，睁开朦胧的睡眼，那经过盐水浸润发汗之后的面蛇又细又软，弥散出一种奇幻的幽香，从鼻尖直钻进肚子里，直将那瞌睡虫变成一条条小馋虫，恨不得将这生面蛇吞下去。
    于是，三伯有时候趁大人们不注意，便将这细蛇的蛇尾掐下来一小段儿，扔给火炉边的三婶。
    三婶举起一把火钳，将面蛇从空中夹住，埋在烫火灰里，不一会儿，就发出一阵摄魂摄魄的香气儿。
    面蛇在滚烫滚烫的火灰里打了个滚，就变成小乌龟模样，三婶将它们叫做：“小火鳖”。
    大人们也装做看不见，任三伯三婶“胡闹”。于是，三婶将“小火鳖”夹起来，放在手心里拍干净，偷偷塞到孩子口袋里，不一会儿，这些瞌睡的孩子们口袋里每人都装有一条“小火鳖”。
    看大人没有责怪的意思，孩子们便将这“小火鳖”小心翼翼地放到嘴边，却舍不得咬，只伸出那舌儿，一小口一小口舔，生怕那香气趁热跑了。
    “小火鳖”一般会被孩子们藏三四天，直到“小火鳖”身上的香气全散发完了，才恋恋不舍地将这“小火鳖”吃下去。
    后半夜，三伯将第三次发过汗的细面蛇从盘子里拉出来，大人们在一旁拿着一对面筷子，三伯将这面蛇一左一右，交叉着缠在面筷子上，缠完一对，便将面筷子架在面柜上，依次将所有的面蛇都盘到面筷子上之后，面筷子便在面柜上排成一溜儿，最后在面筷子上绷一根小竹棍儿，上面再一次盖上棉被，最后一次发汗。
    这一次发汗之后，三伯让人们都回家睡觉。
    一直等到黎明时分，三伯掀开被子，这时候，面筷子上的面经过发汗下垂，从面筷子上悬挂在面柜中间的空隙里，挂了满满一柜子的面。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三伯和三婶开始出面。
    面架高约五六米，三伯站在高高的架凳上，手里捏着一根面筷子，三婶便将挂面另一端的面筷子抓在手里往下拽。三婶拽面的动作优美潇洒，只见她悠然一拉，那挂面便悠悠然绽放成一条条细麻绳般的面丝，悬在面筷子上，大约有两三米长。
    这时候，三伯将手里的面筷子插在面架上，让另一头的面筷子自然下沉，慢慢将面丝拉到四五米的长度。在面丝自然下垂过程中，三伯拿出第三根面筷子，从上到下将面丝分开，以免面丝相互交错。
    等到中午时分，面架上的面全都晒干了。挂挂面从前到后，需要两天时间，大人和孩子们忙着累着期盼着，终于等来了满意的结果。
    细如发丝，洁白如雪的挂面被三伯取下面架，切成一匝长的小段，捆成一小捆儿一小捆儿，被大人们珍藏起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美食。
    大人们将挂面一小捆儿一小捆儿装在自家的面柜里，平日舍不得吃。有时候遇到一个好日子，大人们会煮一锅绿豆汤，将挂面头子煮在里面，好好吃一顿。只有等来了高贵的客人，大人们才会给客人下一小碗挂面，孩子们只好站的远远的，只能闻到挂面的味道。
    而那些贵宾一样的客人，大多都要推让几下，将碗里的挂面挑一些出来，大人们便在给客人端碗的时候，将剩下的几根面条给孩子们吃，同时也给孩子们煮了一颗荷包蛋，窝在碗里，孩子们的回忆便被这美食填的满满的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一次回到金钱河深处，赛鹤岭深山的故乡。三伯，三婶，以及那个院子都已经不在了。三伯家的雕花照壁早已拆掉了，那条宽宽的通道被新的房子填满了。那个填满了小石板的天井院子也已经消失了。
    四十年后的今天，天井院子的正房早已倒塌，变成一丛丛的松树柏树林。那片柏树林里，安眠着我的爷爷奶奶，三爷爷三奶奶，以及三伯三婶们。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子孙们才会回到那座院子。但也只是在院子门前那片开阔的道场上站一站，望一望，有时候连一根烟也不想抽，就走掉了。
    很多年以后，我在院子门前那片衰败的竹林里，找到了几根挂挂面用的面筷子，还有面架的一根横梁，但这些木头半截子埋在土里，慢慢朽烂的树身上，几只野木耳生出来，半透明状的，泛着黄褐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