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显博
    余晖脉脉情悠悠
    晏安澜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况任一般京官，靠薪俸生活。他记述道：“京曹本清苦，个人凡尺布斗粟，皆薄录其出入，不敢稍费。甘旨所余，悉以分给诸弟(皆务农)，虽一枚铜钱不自私。”个人除购书外，没有私产，居京官数十年没有购置房屋，先挤在同僚的院子中，后僦居商山会馆。
    “会馆”，指同省或同府州的人在京城设立的机构。商山会馆相当于今天商洛市驻京办事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商洛同乡去京办事聚会或暂住。这里是家乡的标志，晏安澜爱祖国，更热爱家乡。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都门沸羹，车驾巡狩，万骑而西避乱者十室九空”。晏急与同僚携眷属出京，又陷义和团杨三匪窟，幸得旧仆郭祥救出，权宜躲在北辛庵村中。当获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移驾西安后，即取道山西大同，抵西安朝廷驻地，被任为户部提调。次年(1901)七月，当他随皇帝车銮回京后，发现八国联军劫后的商山会馆破败不堪，“即斥资改造，视若私第，虽数千金不吝”。就是说，他为修复商山会馆，慷慨地掏了数千两银子。
    他关怀家乡办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镇安东关安业书院修缮时，特捐银并担任监修。上世纪八十年代拆除书院时，笔者见大梁上赫然写着“监修：三品衔记名道晏安澜”的朱色大字。光绪末年，蒲城发生县官拘捕进步学生、延长油矿被外国控制事件，晏安澜联系陕西籍京官奔走呼吁，让朝庭革了蒲城县令职，并为延长油矿自主生产制定出新的方案。
    晏安澜为人谦虚谨慎低调，因父母亡故及送亡妻吴氏由西安返家乡鲁家湾安葬期间，不进本县衙门，不参与地方公务，不穿官服，不坐轿骑马，不向人们摆架子。一次归家途中，同窗学友焦永田知道后在张家坪迎候，见到衙役官轿到来，便高兴地求见“晏老爷”。仆役却告诉他：“晏老爷不在轿中。”焦某不信，掀起轿帘，只见座位上仅有一袭朝服。又候了一会儿，才见晏安澜便衣长衫跚跚赶来，遂邀至家中叙旧。问起缘由，安澜笑答：“我回家是私事，见父老乡亲，怎么能骑马坐轿摆威风呢？朝服，那可是国家的法度呀。”
    塔云山有个放马坡，流传着晏安澜与主持道士的故事。塔云山怎么和一名京官攀上关系呢？这要从祖国传统文化说起。孝为百善之首，当时，官员父母亡故，必须回家“丁忧”守孝270天。个别官员因政事要务脱不开身的，须由皇帝特许才能减少守孝时间。忙碌的晏安澜，也只有这段时间才去逛逛家乡的名胜塔云山，到了这里，他才领略到域外仙境给人的超脱。虽然这座道观的建筑并不完备，但有这份静谧就够了，无怪老子崇尚“无为”。然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通过交谈，深为道士成明达的慕道兴山精神感动。青年的成明达就仰慕道教，15岁起三次割臂疗亲，44岁便携带私财落身塔云山，整日草鞋烂衫，自耕自樵，艰苦地逐步恢复了明清以来破败的山寺神像，赎回了庙地。但日前山寺困难重重，建不起接待香客的公馆；成道年事已高，日后圆寂坐化之处恐遭地方干涉。晏安澜崇尚同情这种热心社会事业的人，暗下决心要扶持一下塔云山，于是给陕西巡抚写了一封求援信。
    不久，一批驮着陕西巡抚赠送资财的骡马扺达塔云山，靠着这批资财，这里才新修起公馆。晏安澜高兴地为公馆题写了“塔云仙馆”四字横额，并为之配联曰：“五千言为道德宗，玉振金铮，今古乾坤真橐龢；百二关乃神仙薮，鸾翔凤翥，汉唐宫阙此蓬瀛。”至今辉映云畔。因当时骡马放牧在坡上，故当地人今称放马坡。此后，他在进京之前，又匆忙约集倪、陈、聂、熊等姓乡绅代表至山上会面，对这些乡绅讲道：“自古有功高僧坐化(亡时坐黄缸中，僧道的一种葬仪)寺庙，已成定例。成道等同开山之祖，可立塔在五福楼左右。”大家都赞同。晏安澜遂挥就一纸成明达“后事合同书”，被山寺立碑存证，从而解除了地方干涉，使成道士亡后安坐“念功塔”中。
    这次回家，晏安澜还将一点美国小麦交付县城农户试种。原来，他在海关检查时发现新的麦种，便抓了一些塞到靴子中。交家乡试种后，这个品种穗大粒圆产量高，被农户争着换种，便逐年普及了，这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镇安广泛种植的“蚂蚁蛋”麦。
    治理川盐功不朽
    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社会动荡不安，中央政府大员“畏蜀如虎”。晏安澜难辞民国政府聘请，便出任四川盐运使。行前，总统袁世凯特派兵士一连护卫他入川。民国二年(1912)十一月，晏冒雪南下，至春节时扺沙市，顾不上休息立即登船溯长江而上，经巫峡时又两次遇险，都没有动摇他履职的决心。就任泸州盐运使总署后，他首先深入数百个盐场及数十个川盐销售厂岸考察。
    晏安澜在各盐场巡视时，为避免官员迎送，经常在暮色或晨曦中赶路。一次从云阳盐场到奉节去，天未亮就通知属员启程，有人提出天亮再走，他说：“何必为送我一人而让很多人劳神呢？”当送他的人赶来时，晏安澜已乘船走得很远了。怀着崇敬心情的人们，在江边放了许多鞭炮，对他表达敬意。
    晏安澜在考察中，发现川盐资源十分丰富，但盐井分散，大厂对小厂垄断现象严重，小厂数百万盐工工钱低微生计困难，造成有的盐产积压，有的高价坑民，诸多地方道路阻塞，民众吃不起盐、买不到盐。晏安澜以执掌清廷盐务的丰富阅历，认识到川盐与淮北盐池及沿海滩盐不同，必须革敝兴利进行改革。于是，他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制定出《四川盐务厂岸总公司章程》，规范管理18个川盐专卖公司，疏通川盐对川、鄂、湘、黔、陕等地的供应渠道，实行产、运、销并重，即设公垣集中散盐，设运盐公司负责专卖；改官运为商运，以期达到“产有所归，近无积盐，远无淡食”之目的。这种新法的推行，使四川盐务面貌一新，厂、商及老百姓均得利受益，国家征收的盐税每年超过9000万元，比过去翻了5倍。为此，晏安澜获得中华民国政府二等文虎章、二等大绶嘉禾章的奖励。
    其时，北洋军阀向列强的“善后大借款”，是以盐税作为偿付本息的担保。那些帝国主义列强为监控我国盐政，在全国各地遍设盐务稽查所，控制我国盐税收入和盐政管理。故当晏运使的新法定案后，即遭到英籍顾问丁恩的百般阻挠，一伙靠盐业发家之徒也设法钻营干扰。面对种种阻力，晏安澜据理力争坚持新法不退缩，又得到四川开县盐场知事章镜堂(进士出身、镇安县达仁人)等多数盐官的上书支持，终使盐政改革在艰难中推行。
   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起兵反袁，曹锟拥袁镇压，南北兵事相持，政局动荡。这时，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晏安澜，仍以国家盐务为重，坚守职责。一次检查工作至荣昌，遇到该县驻兵哗变纠合土匪进城抢掠，幸被贡生敖享九接到一家祠堂中，晏安澜才幸免于难。行至永川，所带盐兵20人又遭土匪袭击，数兵被虏。急返泸州，发现城内官员多逃离衙门，而晏安澜却坚守盐运使府衙，照常理事办公，安抚百姓。面对乱军设铁索拦阻于江河，有的扣、抢公司盐船，他不惧风险，致电双方军队统帅(皆原清廷疆吏熟人)，要求保护四川盐运船只的自主通航。蔡锷将军及直隶督军曹锟见电后，颇受感动，便发布手令：“各军遇盐船，只准查验不准刁难。”勉强维持着四川盐运流通的往来。
   大道乐山晏公祠民国六年(1917)七月，川滇两军交战的炮火愈演愈烈，无法履职的晏运使写下“衰年绝塞登高处，已望商山复望京”的怀乡诗句，扶病北返。川督及四川绅士商民闻信后，屡电中央财政部要求晏安澜返任，电报赞扬晏“莅川数载，清风亮节，有口皆碑”。此时，晏安澜虽在北京治病，心中仍系四川运使职责。这期间，袁世凯称帝失败一命呜呼，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和纷争的内乱，北洋政府签订丧权卖国的“二十一条”，孙中山举起护法斗争的旗帜。至十月，他又带病踏上返川之程，谁料行至湖北，闻听荆沙、重庆皆处独立战争之中，只得返京。民国八年二月，68岁的晏安澜在京溘然长逝。
    一个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人，是会死而不朽的。晏公逝世后，广大四川商民十分痛惜，川绅代表傅增湘、胡景伊等14位名流联名上书中央：“呈大总统请为盐运使晏安澜立传。”中华民国国史馆奉总统之令，整理出《镇安晏海澄先生年谱》传世，详述其经国济民之不朽功绩。四川商民纷纷捐资，在乐山县牛华溪观音阁山上，精心建起晏公祠堂，进行祭祀。
    祠堂，是一个姓氏宗族祭祀共同祖先的场所。乱世中，四川商民竟破例为一名陕西商洛籍官员修祠堂，实为全国罕事。晏公祠竣工于民国十九年(1930)，落成碑深情地写道：“先生归道山者已十载，而前言在耳固历历不忘也！”祠内数十副牌匾楹联，颂扬着晏安澜的高风亮节。中堂匾额书“有功於民则祀之”，对联写：“此地江山同岘首，使君功德在民生。”
    晏安澜的传奇一生，对我们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