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农村老家已几十年了，但“哐啷哐啷”的织布声却时常在耳边响起，而且多半是在夜半之后。
　　其实，这“哐啷哐啷”的织布声，就是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催眠曲。
　　我小的时候，还是大集体生产，母亲在参加完一天的集体劳动之后，回到家里就赶紧忙活着我们七八个兄弟姐妹和年事已高的奶奶的吃喝拉撒。大集体生产全部由生产队长安排，种什么不种什么，怎么种，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全是队长说了算，成年男人干一天记十分，成年女人干一天记四分。生产的粮食按人口六成和劳动工分四成的比例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父亲当时是村上的“一把手”，虽然每天的工分不少记，但常常是今天开会，明天检查，后天参加学习，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抓生产闹革命”上了，家里有没有粮吃，有没有钱花，老人和儿女们有没有衣服穿，他都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操心。自然而然，这一切都落在了母亲身上。
　　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对父亲的工作，她几乎是无条件支持，家里有什么难处，她很少向父亲诉说，总是独自承担。母亲又是个特别要强的人，她不想让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如人。但一家十多口人，仅有一个半劳力，按工分分配粮食这一块是相当吃亏的。好在母亲特别能干，从小就学会了织布的手艺，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就有了那不平常的催眠曲。
　　我们能够听到那不平常的催眠曲，完全是时代造成的。因为那时候物资特别紧缺，家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凭票供应，国家每年给每个人发一丈四尺布票，各家拿着布票可以到供销社挑选购买。发给每个人的布票实际上只能给一个成年人做一套衣服。农村的孩子调皮，一天到晚泥里滚石上爬，或者上树钻洞，虽然做一套衣服布票还有点剩余，但架不住强磨硬蹭，一套衣服不到半年就千疮百孔了。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衣服烂了是不会让他们光身子的。于是他们就将国家供应的一星半点好棉花和生产队里分的棉花积攒起来，弹过之后纺成线，再让人织成布，拿回家去染上颜色，给大人小孩缝衣服。
　　按当时的社会环境，干私活挣钱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论是谁，都是要被割掉的。母亲织布没有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并非因为父亲是村里的“一把手”，而是因为生产队里也想通过这种办法，让干私活的人交钱记工分，增加一点集体收入。那时候的劳动产值特别低，十分工挣不了几毛钱，母亲织布，一天给队里交八毛钱，记八分工。说起来只有八分工，但却相当于两个女劳力，年终一算账，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对一个没有多少劳力的家庭，就是一项很大的支撑。凭着这些工分，我们家就可以分到更多的粮食，年终还能分到一定的余粮款。
　　母亲织布，大多是业余时间，也就是白天到队里干活，中午和晚上回到家里织布。因为工分对每个家庭都特别重要，谁挣得太多，别人就会不愿意，队里的蛋糕就那么大，你的工分多了，分的蛋糕就多，别人就分的少。所以，母亲有时候也白天在家织布，但那只是少数，而且大多是家里有其他事情要做，才说在家织布的。于是，在炎炎夏日，母亲从队里收工后，就火急火燎地给奶奶和我们兄弟姐妹侍候完吃喝，就赶紧坐到织布机前，“哐啷哐啷”地织起来。夏日的中午，闷热难当，奶奶和我们兄弟姐妹或午休或到外面野去了，母亲却常常独自无声地不停地织着，汗珠从脸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滚，身上那破旧的衣服也湿透了半截；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气温虽不似中午那般闷热，但那可恶的蚊子却像疯了一样，不停地在母亲的身边“嗡嗡”地飞来飞去，时不时在母亲的额头或脸颊咬上一口，母亲一激棱，“叭”的一掌拍去，可那蚊子早就飞的不知去向了。到了冬天，中午时间特别短，母亲自然没有时间织布，可利用的就是晚上。农村冬天取暖就是烧木柴，但织布用的是棉纱，很容易着火，为防止引起火灾，母亲冬天的晚上织布，一般就不烤火。“嗖嗖”的寒风顺着百叶窗的缝隙钻进屋里，吹在母亲的脸上和身上，让人浑身直打哆嗦，而我们兄弟姐妹就在母亲“哐啷哐啷”的织布声和梭子“哗啦哗啦”的飞舞中进入了梦乡。
　　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尽管还算耳聪目明，但农村早已不再需要手工织布，因此，母亲的手艺也就荒废了，我自然也听不到织布的机杼声，但在梦里，这种声音我还时常听到，并且将会伴我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