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赠书，是文化人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了避免与人重复，就写了前面8个字。
　　1995年冬我因公去上海，顺便去《新民晚报》拜访了一次该报《读书乐》版编辑曹正文先生。那几年我一直订阅《新民晚报》，其《读书乐》每天必读，因而记住了责任编辑米舒，这实际是曹正文先生的笔名，取“迷书”的谐音。我本以为是一位老先生，一见面才知道他比我还小10岁，是位40出头的中年人。正文先生温文尔雅，谦和热情。他对陕西几位我的朋友都有一些了解，我们的谈话自然都是读书、办报之类。他还热情留我一同吃午饭。虽然仅一面之缘，正文却记住了我。第二年8月，他签名惠寄我一本他的书《珍藏的签名本》。
　　正文是苏州人，没有骄人的学历、学位，全靠自学成才考入《新民晚报》，成为名编辑、中国最高新闻奖“首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他的这本书收录了全国文化界100位名家给他的签名书及其与之交往的故事，十分珍贵。著名学者、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和《新民晚报》社长丁法章先生为之作序。冯先生在序言中说：“曹正文写了这部《珍藏的签名本》，不但使一本书因作者的亲笔签名而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使作者的手泽、史实和经历传至后世。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唯有心人才能做的事。既使书得永生，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使书的作者——不只是一本书上作者具名，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使得广大读者因书而想及作者，又因作者而想到了书。”这就深刻揭示了作者签名本存在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近日又看到复旦大学著名学者陈子善教授的《签名本丛考》和书评家朱满航先生的一篇《签名本搜寻记》。前者是把签名本当作学术研究的专著；朱先生的文章是谈他如何搜集名家签名本的经历，文章说有时不惜以原著数倍的价钱求购一册。他认为签名本不仅是文化人之间友谊的鉴证，也是研究作者与受赠者的珍贵史料。这就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我也珍藏着数十位名家和朋友的签名本，简要谈一些其中的故事，与读者交流分享。
　　1994年初夏，我去河南平顶山市参加一次全国地市报协会的新闻会议，结识了《人民日报》记者商恺同志。当时商恺同志已74岁，是全国地市报协会特聘顾问。他是一位谦恭慈祥、和蔼可亲的老人。蒙他偏爱，邀我到他房间长谈一次，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会后不久商老给我寄来他的《给青年记者的60封信》签名本。这是他几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新闻记者的教科书。它是我学习新闻工作、培训记者的重要教材。
　　商恺是山东人，1938年参加革命，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也干过武装斗争，因热爱新闻工作，就当了记者。他是《人民日报》的元老之一。1948年《人民日报》成立他就进报社，说自己一生“只当记者不做官”。20世纪50年代初，他被胡乔木要去当秘书，干了10年。那时胡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他也随胡乔木常去毛主席那里，说自己是小秘书。胡曾推荐他给刘少奇当秘书，他谢辞不就。“文革”结束后胡乔木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推荐他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他还是辞谢不去。中组部领导要他担任《人民日报》党委书记，他仍坚持“只当记者不做官”。后来就调他到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当所长。现在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就是他当所长时带的第一个研究生，《经济日报》前任总编辑艾丰也是他带的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初《商洛日报》刚复刊，人员都是新手。我给商老说：“我是三十岁当和尚半路出家。”请他多多指教。因此他曾多次打电话、写信指导我如何办报，地方报纸和国家大报有什么不同，如何突出地方性特点等等。1996年初冬，我去北京参加一次新闻工作会议，商老邀我去他家见面，那次我和商老长谈3个多小时，回来我写了一篇《清纯的新闻老人商恺》，在全国多家新闻报刊发表，他看了十分高兴，说是写他“写得最满意的文章”。不久他给我寄来他的新书《报海帆影》，在扉页上题签：“中山同志指教并存念。商恺，97.5”不料这成为商老给我的最后赐教。1998年8月老人便去世了。后来我看到许多纪念商恺的文章，都引用了我的那篇文章，感到很欣慰。这段与商恺同志的交往，对我的人生、工作都留下了深刻影响，至今难忘。
　　于光远同志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学界有“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赞誉。他是上海人，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本家，参加革命后改“郁”姓为“于”。于老是“老延安”，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宣部工作，晚年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委员。他与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等都有许多交往。最近我读《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就看到许多篇毛泽东与于光远等人谈话的记载。他可算是一位“重量级的名人”。
　　我和于老结识是1999年秋天。是年10月浙江省委的《浙江月判》举办了一次全国杂文研讨会。我被邀参会。这次会议聘请了许多全国大腕名家，于光远就是其一。会议期间的一次活动中，我有幸与于老和著名杂文家曾彦修(笔名严秀)临坐，于是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于老和曾老既是同年又是好友，两人都性情开朗且健谈。他们都是“老延安”，对商洛也有一些了解，知道商洛是个“苦焦”地方。不料这次简短地接触，于老记住了我这个商洛人。
　　有感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奢靡和官员的腐败，第二年春节后我给于老写了封信，希望以他的威望和影响，写一些提倡抓社会道德建设的文章。当时我并没有期望他一定会重视。不料一周后突然接到于老的秘书胡冀燕的电话，她说你的信于老看到了，说他要给你写回信，你就等着吧！小胡又说于老事情很多，轻易不会给人回信，答应给你回信很不容易。这自然使我有些喜出望外。不久我便收到了中国社科院“于光远办公室”的挂号信和寄赠的一本《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在书的扉页上写着：“中山同志于光远○○、二、一六”。我当即给胡冀燕打电话，请她转达我对于老的感谢。于老的信有400多字，他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的话回答了我的信，并说他看到我的信是手稿，一定没有留底稿，就随信退还了我的信(他曾告诉我：自己写的东西一定要留底稿，这是个人档案。他连医院看病的“诊断书”也都保存。这充分说明他作为学者处事的细心和周密)。这本书的封面左下方印着这样一段话：“我和耀邦也参加了主题报告的起草，主要观点是小平的。那些日子，小平、耀邦分别同我有四次长谈。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这段话是他书中的一篇文章中的话，他说的“主题报告”，就是他负责为邓小平起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这本书有20多万字，对于我们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形成，十分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从此之后，每年年终于老都给我寄一封信(打印签名稿)，详细告诉他一年来的活动，还说“商洛是个很穷的地区，我真想为这个地区做一些事。”拳拳之情令人感动。那时于老已是87岁的高龄了。2003年春节于老又给我寄了一本他的新著《跨越新世纪门槛》，这是一本他近年写的随笔杂文集，在扉页上题签：“中山同志于光远2003.1.23”我给胡冀燕打电话：“于老已是望九之年的老人，再也不敢麻烦他了。请转达我对他的崇敬和感谢。”
　　和于光远同志的这段交往，他的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崇高人格风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也使我的人生受到极大的启示。他的两部签名本现在也成为我书房的“镇宅之宝”。
　　在我的藏书中还有许多现代著名作家、杂文家的签名本。如《人民日报》刘甲、蒋元明，《光明日报》盛祖宏，《新华日报》王向东(笔名金陵客)，河北张雨生，山东江金友，杭州张政明(笔名郑明)，福建宋志坚及我省毛锜、冯日乾、杨乾坤、郭匡燮等，其中有的同志来往交谊已有30多年。1985年秋我应邀去北戴河参加首届全国杂文协会成立大会，刘甲和盛祖宏从报名册中发现我是参会的唯一行政官员(我当时是商南县委副书记)，第二天突然点名要我在大会上发言。不得已我作了即席发言，他们后来把我的发言在新创刊的《杂文报》头版刊发了，从此我结识了一批全国知名杂文家。
　　王向东是《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和他是1999秋在杭州才有一面之缘，但是互相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和记忆。向东是苏北泰安市人，农家子弟，自称客居金陵(南京)，便取笔名“金陵客”。向东文笔极好，他的杂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堪称一流，《当代杂文名家选粹》第二集就有他的专卷。他对宋词也颇有研究，对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都有独到的见解，被杂文界朋友称为“才子型杂文家”。他在赠我的《红楼絮雨》扉页题签：“中山兄雅正金陵客敬赠1999.12.20寄自南京”；在《水浒国风》的扉页上题签：“中山仁兄雅正金陵客敬赠澳门回归日寄自南京”。两书都郑重钤了他的篆刻印章。我赠他一本拙著《无梦居随笔》，他读后还为我写了两首词《望远行·读张中山〈无梦居随笔〉寄商洛山中二首》。这两首词都收在他的词集《雨花词》中。他在该书扉页上题签：“中山先生雅正王向东敬赠壬午元宵”，而且附信说：“有时候真想到商洛山里转一圈，看看李自成当年为啥选择这块地方。有兄相助，此梦成真定当为期不远。倘若今秋能成行，吾愿足矣。”可惜后来他事繁未能如愿，甚遗憾。
　　商洛籍著名作家贾平凹、陈彦、高信、京夫、方英文、孙见喜等赠我的签名本也不少，尤其平凹、高信都各有十多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平凹的长篇《废都》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风波，对作者压力很大。平凹在当时给我的一本扉页上题签是：“张中山先生正。廿年后再读此书。不让外人看，因易看走眼。贾平凹93.10.10”这既是他对我的信任，也表达了他对自己作品的自信。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已为他做出公道定论。
　　退休后我研究欧阳修，还结识多位著名教授学者，得到了他们签名惠赠的学术专著。有扬州大学黄进德教授、浙江大学徐规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满子教授、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井岗山大学刘德清教授、中宣部社科规划办杨庆存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等。黄进德先生现已86岁，他是国家文化工程“中华文学大典·南北朝卷”的主编，是欧阳修研究的权威专家，先后给我写过五六封信。他赠我的《欧阳修评传》《冯延巳词辑评》，都在扉页上题签“中山学兄郢正”。我写信称他老师，他总是说“我们是同辈，不要客气”。我为他的《欧阳修评传》写了一篇书评在《藏书报》发表，他看到后一再写信感谢。杨庆存博士有一本《宋代散文研究》，我在网上看到书目，但不知他的单位。后来搜到他的“博客”，晚上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不料第二天中午他就打来电话，说：“你是作家，我看过你的文章。书我上午已经寄出，请你注意查收。”不几天我就收到他的赠书，扉页题签：“张中山先生郢正杨庆存谨奉二○○七年十月于北京”。后来我在西安购到他一本《宋代文学论稿》，就写了一篇较长的书评，也发在《藏书报》上。他看到后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谦逊地说：“我的书没有你说的那样好。”王禹偁(字元之)是北宋初著名文学家，曾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在商州度过三年(实际550天)，他对北宋文坛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留下的诗文有600多篇，其中三分之一多写于商州，而且是他诗文的精华部分，但是历来研究的人很少。徐规先生是王禹偁研究专家，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老先生是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研究专著。老人家很快就惠赠我一部商务出版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题签：“张中山先生教正著者赠公元二○○四年秋，时虚度85岁。”又注“内附示《〈全宋文·王禹偁文〉补正》一长文。另有拙校点《全宋诗·王禹偁诗》，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第二册。”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对于一位并未谋面的后学，如此细心叮嘱提示，真是大仁大爱关怀备至了。何满子先生既是著名杂文大家又是学养深厚的学术大师，著述甚多。他签赠我两部书，一本杂文集《远年的蔷薇》，一本《皓首学术随笔·何满子卷》。这本学术随笔启发了我写欧阳修研究这本书的文体笔法，获益甚多。总之，在我珍藏的诸多名家签名本中，每一本后面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一篇短文难以尽叙。
　　故人恰是庭前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给我赠书的前辈和友人，如商恺、于光远、何满子、刘甲、徐规、张政明、李高信等现在都已作古，存世的也多是年逾花甲之人，翻检这些朋友们的签名本，不免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生命价值在于有为，在于奉献。自己一生圉居山区，学养不足，识见有限，感念前辈及诸多朋友们不弃我浅薄寡陋而给予许多爱重，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