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扶贫村上去
文章字数:6009
那天早上
最近总是念叨着早早到扶贫村上去,因工作一时又脱不开身。连上中学的女儿都说:“老爸,看来你把那里当故乡了。”可真是啊,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跟老家的一样亲切,时刻牵挂着那里的人们,操心着那里的一切。
4月24日一早安排好机关的工作,就坐车赶往村子。到了村委会,打扫房间,晾晒被褥,真像回到老家那样。做好这些,和镇干部一块儿投入到精准识别核实贫困户的工作中去。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被“吾儿,吾儿……”的鸟叫声惊醒了。这鸟叫老家也有,叫声很是凄凉,让我突然想到母亲,莫非是母亲她老人家的转世,来这儿看她的儿子来了。不然咋会“吾儿,吾儿”地叫着。我赶紧匆匆起床,没敢有半点偷懒。一看手机还不到六点,顺势走出小学院子(村委会办公室和小学共用一个大院)。
走上通村水泥路,路边是核桃树,有几只喜鹊在“喳喳”叫。记得母亲说过出门见喜鹊,这天必有喜事。这话不一定灵验,想着心里却舒坦。沿路向沟里走,一边是清澈的小河流水,哗啦啦地唱;一边是地,地里的麦子正在抽穗,几丛油菜花已经快凋谢,些许金黄的花还在努力灿烂着。洋芋苗也长得能盖住人的脚面,间套的玉米刚刚露土,小嫩芽上的露珠像小孩高兴的泪花。核桃树上有些才长出的淡紫色叶子,真像香椿。城里人不认识的会当成香椿呢。核桃的花,在老家叫它核桃穗儿,就像指头粗的谷穗,绿中带着黄,掉到地上过几天就变成黑的了。一个中年男子爬到一棵小碗口粗的核桃树上摘核桃穗。问他干啥用?他憨憨一笑,说:“摘这吃呀。”我好奇地问:“咋吃哩?”他说:“用开水一焯,好吃,还能降血压降血糖哩。”
信步走了一段路,又见一位老大娘在地里拔草,把草和干树叶一块烧着,袅袅的烟线在升腾。我问候她,她站起来笑着说:“好呀,拾掇地种豆子呀。”她那方言听着有些费劲,却很好听。地里也栽有核桃树。她边干活边瞅着我微笑,那份慈祥特像母亲。
河边有八九头牛犊,在漫步吃草,那头额上一片白的花牛咋那么眼熟,一想才记起,是养牛合作社的牛,去年到牛圈里见过的。一位背上挎着一顶旧草帽的小个子老汉,从路上下到河里,在喊着,我没听懂,他在和牛们说话。那只白花牛昂头“哞”高高地叫了一声,它是不是也认识我了,跟我打招呼。
返回向下面走,过了刚修好的大桥,见河里水潭中有八九只鸭子、两只大白鹅。鸭子在“嘎嘎”叫着,惬意游着,还时不时把头扎进水里找虫子吃,两只橙红色的脚蹼在水面乱蹬,水是浑浊的也看不清它们在水中咋样找吃的。鹅的叫声很难听,沙声破锣。洋芋地里有一位少妇边用手机听音乐边锄草,好像播放的是《最炫民族风》。她劳作的动作多少有点舞蹈的韵味。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在麦地里拔草,向她打招呼,她只是笑笑向我招招手,又俯下身子拔草去了,胯骨上背着一个竹筐,熟练地把草一甩就到筐里,不用看很准。一只喜鹊在另一块洋芋地里绅士般信步,一边走着一边瞅着地里,走出十几米了,在地上啄了几口,叼着虫子飞到对面红椿树上的鸟窝里去了。想必一早出来给儿女找吃的来了。路硷下有一片豌豆正在开花,紫心白边像一只只待飞的蝴蝶,很好看。想起上中学时放学后躺在学校前路下地里偷吃豌豆的情景,温馨极了。
山顶上紧锁的云雾渐渐退去,太阳已经照到那里。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叫着。“啾啾”“哎哟”“谷豆豆水”……有的想半天也没一个准确的字来表达。等再想时,那种鸟儿却再也不叫了,就像交响乐里某个乐器,只在某一小节出现。
回到校门前,有几个少妇用摩托车送孩子上学。那位小个女的,熟练地打着转向灯,让女儿下车,交代几句,又熟练地骑走了。在校门口核桃树上欣赏那刚刚结出的小小的核桃,有绿豆大小,两个一对,像双胞胎,头上还有小小的花缨缨子。一个妇女抱着一两岁的男孩坐在路边石板上,逗娃玩。有两个小男生一人推一个绿色垃圾桶出来倒垃圾,笑呵呵的,见我问了一声“叔叔好!”
走进校园,学生在上操,五六个老师,二十几个学生。有的跟老师差不多高,有的高不到老师的腰上。女孩子多。上早操在城里已经没有了。想起过去教书时,老师轮流叫过早操,很向往那时的生活。早操后是早读。朗朗的读书声盖过鸟鸣。
同事叫我吃早饭,他们做的稀饭、蒸馍。饭后准备去我包抓的那户。他是个矽肺病人,两个娃,一个还是先天性心脏病。听支书说也拆了石板房,楼房也现浇封顶了。我拿了一月工资,算我的心意。还安排了从外县买了丹参苗,让他致富。他去年从网上买了重楼种子,结果种下一苗都没出。我匆匆吃过,放下碗,朝老匡家走去。
去老匡家
老匡是我包扶的一个贫困户。叫他老匡,其实不老,才40来岁,脸上还有着些许红润。按他这年龄,两个男娃都在上学,两口子外出打工,日子也能过得去的。可他20多岁在矿上打工时落下了硅肺病,妻子又是心脏病,日子就过得巴作。用老匡的话说“高血压又加上尘肺病,到哪儿打工都不要的。”在家种地、搞养殖,也没劳力,也挣不了多少钱,这不就自然成了贫困户了。
他家有五间石板房,还是老人给留下的。他父亲一次意外从硷上摔下去没人了,他母亲高血压病也走了。老人在世时,日子还过得去,在村里算是中等人家。二老走了后,他哥成家,单另过了,自己盖了新房。现在娃也大了,在外打工,手里也有些积攒。他弟弟在汉中一个县的乡下成家了,有个男娃也十来岁了。这五间石板房还有弟弟两间哩。
今年春上,在镇村帮助下,他东拉西借,房子总算动工了。弟弟因脚受伤成了跛子,也没法打工了,挣不来钱,妻子就和他离婚了。没出去,就又回来了。他和妻子在家盖房,正好让弟弟在镇上招呼两个娃读书。他想方设法、扣扣掐掐,买回了要用的砖、水泥和钢筋,前几天才给四间楼房一层封了顶。
这天一早,我就赶到老匡家。见到老匡正和妻子用推车推砖块。见面就像自己亲戚一样,笑笑招呼坐下。我歉意地说:“听说你新房动工了,早早就想看你,忙得抽不开身呀,操心着房的事儿么。”他笑着说:“知道你们忙呀,还要操心我,不好意思呀。”他说镇村干部关心,他买了3万多砖,七八千块钱的钢筋,200多吨水泥。他扳着指头说:“咱这儿偏远,一块砖的运费都要一毛多哩。”他妻子一直在镇上引娃上学,我还是头一次见面。她人微胖,高高的,话不多,只笑着搬凳子倒水。我拉着老匡的手问身体咋样?他笑着说:“还是那样,去年查出来这病,医生说回来吃药也就是个十来年,再没办法了,说得人凉净了。”他说话的口气很轻松,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在说一个不相干人的病哩。他抿了抿嘴唇,又笑着说:“小儿子还是心脏病都没钱治,我哪儿有钱吃药哩么。”
我起身到新房周围转,好奇咋开两个门呢?他说他弟弟现在回来了,也没钱盖房,盖好了让弟弟也住新房。他认真地说:“总不能我住楼房弟弟住石板房呀。等他有钱了,再说吧。好坏日子都要慢慢往前过哩么。”
看完新房,我掏出5000元,塞到他手里,说:“你盖房我也拿不出多少,这点也算一点点心意,不要嫌少。”他推辞着,说啥也不要,我急了,生气地说:“权当我借你的,等致富了再还我么,你这人咋恁不杠活么。”他这才勉强收下,连连点头说:“这咋好意思哩么,这咋好意思哩么。”
他也是个有头脑的人。去年从电视上看到种重楼能挣钱,就从网上买了种子,花了一万多块钱。结果种下去连一苗都没有出。让他告对方,他笑着说:“人家电话都停机了,告谁呀?算了,自认倒霉么。”想想农民真憨厚,上了当,受了骗,也自认命了事。我也气得直骂娘了。今年种啥,他心里也没底儿,几亩地都翻过了,还空着。我说:“村上不是正在种桔梗么,还叫技术员来培训了。”他说他不知道,也不会种,再说种了卖不出去咋办?他又是一脸茫然。说到养鸡养猪,他也无奈地说:“活口东西,天天要吃,没钱,咋养哩?”他给我杯中添了水,笑了笑,说:“上个月镇上给发了十几头猪,现在死的没几头了,有的家连自家的猪也跟着一块死了。不知道咋回事儿?”说来说去,就是没好办法。我想了想,还是种药把稳。电话联系天士力老总,他说他们基地还有丹参苗子,给贫困户免费送来,免费指导栽植。丹参一般两年生,一公斤二三十元,一亩地收个五六百公斤,三亩地也收入几万元哩。只要种下,经管好,收的时候人家上门啦。当下就和老匡说好了,连咋样上底肥也在电话里问清了。
定好了丹参苗子,让老匡联系旋耕机,他说村上有几台哩,就近那户赶明儿能修好。他还说,去年冬里耕过,按技术人员要求再得旋一次,施好底肥。
中午,我和同事到镇上买了30斤尿素、180斤二胺、150斤硫酸钾复合肥,按亩分好送到老匡手里,他两手在衣襟上不停地戳,说:“这咋谢哩么,多少钱么?”我说:“现在不说钱,等卖了药材再说。”他歉意地说:“这,这,咋能行哩么。”
晚上九点左右,技术员小赵开着车把丹参苗子拉来了。小赵人很精干,把苗子拉到,又帮忙下到家里,还叮嘱着一定要把袋子口打开,别让捂着了。
第二天一早天麻麻亮,我和赵师傅赶到老匡家,他叫了几个中年妇女都开始栽丹参苗子了。赵师说:“行距半脚板子,株距两手板子,把根部和叶子的结巴处要埋好。”他拿起尖嘴锄头在慢坡地里勾了一道槽,给栽了一行,直起身子,抽了一口烟,说:“根太长了,用刀铡一下,铡下的也能栽。”老匡妻子回家拿了菜刀和木墩子,现场操作。我们帮着栽了几行就离开了。
回到村委会,和镇村干部一块儿对贫困户进行再次精准识别,也就是“清洗”。这时阴沉的天空飘起了雨花,我暗自高兴着:这回老匡栽的丹参苗子不用浇水了。天也来帮忙了,他的日子会慢慢好过起来的。
说不出的苦
离开乡镇也有十五六年了,那时催粮要款、刮宫引产(计划生育)是两大难事。当年工作中的艰难,现在想起来都像昨天的事儿一样揪心。如今的乡镇,不收税了、计划生育也有法了,脱贫攻坚、经济发展、信访维稳等却成了比过去难得多的事儿了,其实不是事儿难做,是现在的人都不太好说话了。用那位镇书记的话说“有时真到了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了。”
我在一个县一个镇的一个村包抓扶贫工作。跟那位书记接触多了,也成熟人了,也许是我俩都直爽,也许都有乡镇的经历吧,反正是一见如故。每次驻村扶贫,我是尽量不让他知道,他总就知道了,再忙还要赶到这个村来看我。有次,我特别叮嘱村支书不要告诉他,过后他知道了,把支书狠狠臭骂一顿,“你这狗东西,下次再不给我汇报实情,小心摘你的帽子。”他和支书的关系也是狗皮袜子没反正了。他骂支书是孙子,支书又说是他爷,骂起来那份亲切,哪里像上下级关系,简直成了一块儿玩大的同伴了。
他在乡镇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劳心劳力地看着比我都苍老了,其实小我好几岁哩。头上已经谢顶,圆圆的脸,支书常说比灯泡亮。在正式场合,他俩都讲规矩的,该咋样称呼就咋样称呼。他曾悄悄告诉我,前几年本来要调回县城的,县委书记说高速路从这里通过,拆迁是个大事,他基层经验多,等搞完拆迁再走。这还没搞完,又要脱贫攻坚。按上级规定:不脱贫不准调离,他只好继续在这儿呆了。他笑着说:“哎,乡下的命,还得好好干么,再说半辈子在乡下了,到城里呆不习惯的。”他有闯劲,有经验,点子多,县里不少现场会都放这里,县委书记的扶贫点也在这里。真忙起来了黑来白儿连轴转,像他说的:连尿尿的空都没有呀。他说过,有一天一早就到县上开会,回来又跑了三个村,都晚上十二点了,为一户拆迁还说不下场。说政策,算补偿,又叫来那家男人到他办公室,自己买了西凤酒,边说边喝,说好也凌晨两三点了。那男的也喝得晕乎乎的了,也半醉半醒地说:“人家——书——书记镇上的大官,为咱的事儿操——操心,钱有啥多少哩,来,我签字。”
去年冬里的一天,他冒着大雪跑了几个村子,现场解决了一大堆问题,晚上了还跑到这个村来看我。一定要陪我喝酒,我咋样也挡不住他,他在手机里说:“那咋行哩,老哥来了,咋样都要来陪老哥整俩盅哩。”他一来二话没说,拿起铜酒壶盖,一口气喝下四酒壶盖,喝完一抹嘴,笑着说:“算我来迟了自罚的,来,现在开始敬老哥。”我真心疼他的身体,让先吃点菜,他却说:“老哥不喝敬酒,我咋能坐哩,咋敢动筷子吃菜哩。”我赶紧站起来,接过铜壶盖喝了,他这才坐下吃菜。菜是支书妻子给做的,酒是支书自家酿的包谷酒。他半开玩笑说:“一早就电话告诉我孙子叫准备好酒好菜,这孙子不听话,全是些土家伙。”我笑着说:“这才是最好的,纯绿色原生态,花钱买不来的。”他连连点头说:“是呀,是呀,老哥在城里啥没吃过,就是这无污染的东西吃得少吧。”吃着喝着说着,他还没吃几口,就嚷嚷着打关,撸起袖子划拳了。他还让支书在酒壶里加了土蜂蜜,再加热喝,下口利,味道美,喝得我话也多了,声也大了。最后我们俩是头抵头说话。说到乡镇的事儿,他大声说:“老哥呀,如今的活儿咋这么难做么,不收税了,给发钱有的还在骂政府哩么。”这话我也听到一些村干部说过。不知道都咋了,好的吃上,还要骂娘。最后,我们走出支书家门,勾肩搭背在雪地里蹒跚着。刚喝的酒经风一吹一下子就上头了,真是“见风倒”,我们在村委会门口分手后,我就啥也记不得了。事后,他抱歉地说:“对不起老哥呀,咋让你给喝多了。”我笑着说:“你也没少喝呀。”他笑着说:“老弟是个粗人,老哥可是文人呀。”
那天,他又来看我,知道我最近不能喝酒了。他说:“听说你病了,也不知道,没去看你,罪过呀。”我们一块儿看了村里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他说:“老哥是大文人,好好给我们参谋参谋。”我摇摇手说:“那里,那里,也粗人一个么。”走着看着说着,他还特意让村文书把我说的话记下。比如说到那家旧石板房,我的意思是别拆,修复一下让城里人看,感受那种文化元素。他一拍我的肩膀说:“老哥真高人呀。”
说到脱贫户精准识别一事,他对上级指导有意见。就拿我们包抓的村来说,我们和镇上包抓干部挨家挨户再次摸底调查,再按照九条底线要求筛选,把“清洗”过的户数,又召集群众代表评议,反复了好几次,已经张榜公布了,上面来人说这样的话,贫困人口低于百分之二十,不符合贫困村的要求了。不行,必须返工。气得他和人家吵起来。
事后,又得重新再审核。他无奈地说:“气归气,上级的话合理还得听么。”说着又点燃一支烟,猛抽了一口,说:“老哥呀,这就是我们的苦处呀啊,有苦也没法给人说,只得咽到肚子里去。”
是呀,他们的苦,只有了解的人才能体会来。你别看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骂骂咧咧,心里闷着苦楚。他见我皱着眉,笑着说:“苦归苦,只要把百姓的事儿办好了,那份甜啥也比不上呀。”
个人简介:李育善,笔名雨善,中共党员,研究生,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苗沟村人。政府公务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第二届、第三届签约作家,“陕西百名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人选人才。曾先后荣获第三届柳青文学新人奖等十多项文学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陕西日报》《美文》《延河》《散文》《作家》《北京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等数百篇。《乡镇干部》《一个村子的选举》先后被《新华文摘》等刊选载,获各类文学奖十几项。200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育善散文集》。2011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山里的事》。2017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惊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