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之后》是李育善的第三部散文集，该书以近乎实录的方式，呈现工作和生活中的真实经历，多了一份社会忧患和责任意识。从书写个人情感，到扩大写作视野，反映农村生活发展再到在作品中表达忧患和责任意识，李育善的散文写作视野愈加宽广，境界也愈加开阔。
　　《惊蛰之后》中，作者扎根现实生活中，深入时代褶皱里，关注转型期老百姓的生活，尤以作者在皂河村下乡扶贫的生活实录最具代表性，包括《惊蛰之后》《过了霜降》《在皂河村过重阳》《担保支书》《到村上去》，这些作品虽以散篇的方式发表在《美文》《光明日报》等杂志和报纸上，却是作者扶贫工作的完整呈现。《惊蛰之后》以日记实录的方式记写脱贫攻坚工作队去皂河村包抓扶贫的事实，《过了霜降》和《在皂河村过重阳》《到村上去》则记写作者再次到皂河村看望帮扶村民的脱贫情况，《担保支书》则是基层扶贫工作干部的素描。实录作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强调作家的写作要从生活中来，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作品的思想内涵是从生活中获得，写作技巧和文学细节等都有生活的基础。实录源自生活，重事实呈现，具生活实感。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倡“大散文”，就是针对散文写作中的萎靡旖旎风气，强调要开拓散文的境界，开拓散文的题材。李育善这些近似工作实录的作品，是对“大散文”文学观念的呼应和实践，作者抛弃散文的“盆景”制作，也不愿营造散文的“后花园”，而是走向田间地头，走到老百姓的生活中，扎扎实实生活，认认真真思考，作者记写皂河村的扶贫故事，是直面时代、心系百姓，有生活质感的作品。
　　作品有鲜活的生活事实。《惊蛰之后》写作者在惊蛰节气刚过，入驻秦岭山里的皂河村帮扶贫困户，一家一家地询问了解贫困户的情况，针对村民的不同情况，帮助老百姓脱贫。鲜活的生活事实是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呈现的。比如：“来到关广银家，有5口人，他46岁，母亲68岁，继父78岁。他二十几岁在潼关金矿打工时炸瞎了右眼，妻子有点傻。”“晚上，我又赶到卫光荣家，她丈夫春节去世了，儿子在县里读高中，她人也不聪明，我又给掏了1000元，让她把春季的农活安排好，可以多种点洋芋，到时候，我们单位人来买。”“想办法给他争取项目资金，条件是要帮助贫困户，或者以成本价给提供接种好的料袋，免费技术指导，或者来打工。”“贷款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他们都叫我‘担保支书’，我担保管用。”从这些连串的细节中可看出，作者记写了帮扶贫困户的过程，从选择帮扶对象到制定帮扶方式再到渴望帮扶对象脱贫致富，都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因人、因地制宜的帮扶过程。也可以说，作者是在皂河村讲述富有当下中国特色的扶贫故事，如同李敬泽所说，这故事就成了理解中国的一个小的、但更具普适性的样本。
　　作品有温暖良善的情怀。扶贫日志容易写成工作纪实，如实记叙虽能增添生活实感，但也容易成为流水账。作品要有鲜活的生活实感，又充满温情，重要的在于写作者的态度，就像作者所说，他写生活，是进入到生活之中，“把人当人看，把事当事看”。正是这样的写作态度，我们在李育善的扶贫日志中，看到的叙述者不是居高临下地对待困难户，而是对老百姓一视同仁，包含着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字里行间充满温情。比如作者一进扶贫户家门，“看着抱在怀里嘴脸乌青的三岁男孩，我心疼得差点流泪。”对贫困户也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儿子打工包在我身上，最好叫学一门技术，家里先散养些鸡么。”从这些贴心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只有用热心肠待人，才能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感谢。
　　作品里有忧患和担当意识。贾平凹在《<山里的事>序言》中说过，“把那些浸泡了自己观念的素材拿来，将人将物将事写得特别饱满了，这些人、物、事必然就会承载更多的意义。”李育善这本集子中的文章细节真实，内涵饱满，在于作者对生活有思考，对底层贫民生活和弱势生活群体具有忧患和担当意识。这种担当意识，也是穆涛先生所说的作品的“承重”力量，是作者价值观念和思想内涵的体现。
　　《惊蛰之后》在记叙帮扶过程中有作者对“精准脱贫”理念的实地探索和对农村未来发展的期望。比如关于基层干部在当下农村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现象的思考。作品中的郑安魁支书，就是文中的“担保支书”，具有为民着想的牺牲精神，但已然不是五六十年代的“梁生宝”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使命和责任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发展农村产业，也发家致富，在共同富裕和观念改变上发挥楷模作用，是基层百姓脱贫致富的基本动力所在。文中的“担保支书”，属于村子里率先富裕的一批人，愿意为贫困户在脱贫路上“拍腔子”“敢担保”，力所能及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既是基层干部的使命所在，也是其人格魅力的表现。
　　李育善将其对农村脱贫致富的思想通过实录的方式呈现出来，是以人为本的踏踏实实的写作，也是用文学讲述富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故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当下社会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精准脱贫”生活实例，还说明文学写作者只有扎根于生活之中，心系百姓，直面时代，忧患现实，才能在作品中张扬生命，彰显精神，这是散文写作者开拓散文境界的为文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