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洛河、对于洛南来说，“尚双印”是叱咤风云的代名词。他创办的杨河砖厂及公司为当地百姓所带来的丰厚收益、为地方经济所作出的贡献令人瞩目。连续49年当村组干部，其中村长、支书干了38年的尚双印，在67岁以后，其人生开始嬗变：他在深山坡塬上的自家院落里建起了旨在“提升人们精神”的“尚双印文化家园”，从一个物质效益的追逐者变为道德精神的传扬者。作为一个农民，尚双印无疑是洛河上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
　　初见尚双印
　　2017年12月17日下午，我和作家杨克江走进尚双印的院落。明亮的阳光照着空空荡荡的院子，我喊了一声“老尚”，屋子里“哎”了一声。进屋，一个老人坐在桌前正在发呆。他脸上皱纹不多，但是有些浮肿，浮肿里是几缕深深的伤痛。
　　“你就是老尚？”我问。
　　老人点点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尚双印，这个名字对我曾经如雷贯耳。
　　这个时候的尚双印正经历着悲痛。他和老伴有4个儿子，几天前，50多岁的大儿子尚绳娃突然因病离世。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告诉我，儿子任杨河村村主任一年多。今年扶贫工作实在繁重，忙得睡不好吃不好。9月末，儿子感觉身体不大对劲，在商州开会时到市中心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你赶紧住院，他不愿意，说村上事情太多，耽搁不起，回来就一边工作一边天天打吊针，准备等扶贫工作松一些的时候外出看病疗养。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12月的一天，儿子早上组织开了护林员和村民小组两个会，下午小组盖房子他去帮忙，晚上昏倒后就再也没起来。
　　“儿子是个能人，他说要用几年时间把杨河村弄成省上先进……可是，这一下子就死了……”尚双印盯着窗外亮亮的阳光说。
　　他说，下葬时村里村外700多男女老少来为儿子送葬，到处都是人，“很少见的场面。”尚双印流下了眼泪，“和我一样，他一心想着为大伙儿干事，不偷奸耍滑，谁都听他的，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处得好，没有人说他半个不字。唉，死了就死了，值了。”一缕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他眼里的泪花。
　　我转过话题：“你今年多大？”
　　他抹了眼泪：“81了。”
　　尚双印眼不花耳不背，魁梧的身子，轻盈的步履，一点也不像81岁的老人。
　　尚双印并非洛南人，祖籍商州北宽坪。他对我说：“北宽坪那个地方啊，真叫山大沟深，看山都得仰着脖子，日子苦得没法说，也没法过。”那时候家里穷得吃不饱肚子，穿不起鞋子，一年四季光着脚板子。民国十八年，尚双印的奶奶和父亲终于熬不住了，为了讨口活命，拉着棍子开始讨饭，一路来到洛南。为什么在石门落户？“当时有个山西人在石门舍饭，能给口饭吃，就在石门待下来了。当时一间房子一厘地都没有。”后来就干脆在石门杨河村的北坪落脚。
　　小时的尚双印是个机灵鬼，聪明。后来上小学，学习也好。但是到三年级，他不上学了，因为家里太穷：“一年四季光着脚丫子，回到家里棒棒馍都吃不上一口，上学能弄啥？不上了！”尚双印记得当时班主任还赶到家里劝他继续上学：“娃是个好苗子啊，不上学可惜了！”可他就是不上，回来种地，“多弄几粒粮食比念书强”。
　　16岁那年，聪明好学的尚双印被当时的初级社看中，当了西沟初级社的会计，20岁的时候开始干生产队、大队干部。“我连续49年当村上干部，村长、支书干了38年。”尚双印说。
　　上世纪70年代搞“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却照样没粮吃没钱花，用他现在刻在石碑上的话说就是：“面向河，背靠坡，杨河农民有三缺：缺粮缺钱缺柴禾。”尚双印说：“我当村干部那个时候就出名了，远近都知道，但出名是因为挨批。”石门街上的供销社往县城运生铁，每车运费给3元钱。尚双印找到供销社的人说，3元太少，给6元吧。供销社领导说6元就6元，反正路不好走货也不好运。他就偷偷组织几个年轻人干这个活儿，给大家伙儿弄点补贴，结果被人“揭发”了，开会批他是“抓了钱，荒了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
　　在尚双印的记忆里，自己40岁以前就没有过过一天能吃饱饭穿暖衣的日子。
　　40多岁的时候，尚双印迎来了机会。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了，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尚双印和村里人才不再为吃饭发愁了，但是没钱花。
　　“那时候省上有个宣传队在石门，说石门这地方的土质很适合造砖，何不办个砖厂？当时让一个年轻人办，结果弄了一年没办起来。后来村上说让我干，我说干就干，怕个球！”尚双印说。
　　1978年秋天，尚双印办起了后来闻名遐迩的石门杨河砖厂。
　　“砖头厂长”
　　听到“尚双印”这个名字时，我还在上中学，这个名字对我如雷贯耳。作为石门杨河砖厂的厂长，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无所不能又叱咤风云的“砖头厂长”。
　　1978年，尚双印办起杨河大队砖厂并担任厂长。那是个一分钱都可以买到东西的年代，在担任厂长的一年后，尚双印的砖厂产值达到47万元，利润达到了4万元。
　　那个时候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网上有文章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曾写有一篇学术研究报告，说30多年来，考虑到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那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55万元。
　　也就是说放到现在，那年砖厂的利润就是1020万元。
　　砖厂的工人都是村里人，村民得到了福利，穷得叮当响的村集体也有了资本积累。
　　那一年春节，尚双印的砖厂拿出8000元给全大队400多户购置了年货。那也是杨河村人第一次享受到如此丰厚的年节待遇。
　　在这之后，尚双印的厂子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经济效益连年递增。
　　尚双印或许是洛南最早明白“管理就是效益”这个道理的人。1985年，尚双印觉得企业要搞好要有点出息，管理一点都不能马虎，他从管理入手，实行效益工资制和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这一招厉害，当年企业产值达101.3万元，利润16.8万元，上缴国家税金14.75万元，上交集体20万元，企业提留1.3万元。“管理严啊，”尚双印对我说，“那时候厂子里一个娃把砖摞子弄倒了，吓得大声哭，就是不敢告诉我。我倒不会把工人咋的，但是，他们就是怕我。这叫管理。”
　　尚双印或许又是洛南最早懂得“知识就是生产力”这个道理的人。要挣钱，要发家，要过上好日子，光靠出苦力、出蛮力是不行的，得有知识、懂技术，会用脑子干事。于是，1984年，砖厂拿出6.75万元，为村里学校修建了35间校舍，购置了完备的教学器材。1985年，他花掉3.7万元在村上办起了农技服务站和农民夜校，让庄稼汉们走进教室学知识、学技术，用知识和技术来致富。
　　尚双印或许又是洛南最早懂得“多种经营、转型发展”这个道理的人。尚双印对我说，有一年省上在石门检查工作，一个领导说安康什么地方搞了个40里的工业走廊，尚双印说：“40里是个啥，我搞它60里。”他就从黄龙铺往下征地，真搞了60里。他请来省上的技术人员，办起了油膏厂，3年累计实现利润8万多元；又投资建起了磷酸二氢钾厂，3年后累计实现利润10多万元。到1990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且好学多思、视野宽阔的尚双印，又以砖厂为龙头，将机砖、化工、黄板纸、磷酸二氢钾、磷肥5个工厂联合组建成杨河企业公司。随后，公司发展越来越大，用他的话说就是“用一个砖厂滚出了11个厂子”。199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3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村组集体资产930多万元，95%的村民住上了砖瓦房，杨河村人的日子天翻地覆。
　　尚双印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年搞化工厂，他请来省里的技术人员在石门选厂址，也请来了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军亮。选址结束了，王军亮书记要回城，没有车，他直接对王书记说：“那你就坐三轮车回吧。”就给拦了一辆三轮车，王军亮书记“不含糊也不客气”，坐上去就走。旁边人对他说：“你真是个二杆子货，怎么能让县委书记坐三轮车呢？”尚双印想想也是，但是三轮车已经远去。说到这里，尚双印眼睛有些发红：“好领导啊，人都忘不了。”
　　在洛南，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像尚双印那样获得如此多的荣誉：1988年，被省政府授予“优秀农民企业家”称号；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乡镇企业家”称号；1993、1998连续两年被省政府授予“优秀乡镇企业家”称号；1996年，他的企业获得“省级信用企业”称号。而市县以下的荣誉更是不胜枚举。
　　2005年，尚双印67岁，担任了近50年村干部的他主动退了下来，让年轻人上。
　　但是，对于奔波半生、闯荡风浪的尚双印来说，就该过着晒晒太阳、打打牌、背着手从村头踅摸到村尾的日子了吗？
　　尚双印的人生嬗变
　　尚双印领着我来到他院落外的楼门口，指着眼前的一大片地和地边大堆的牛粪说：“我要搞的是生态农业，我就不用化肥，用农家肥。”
　　80多岁的尚双印现在依然种着30多亩地，还养着8头牛。“我种30多亩地，养8头牛，没叫人帮过忙，就我和老婆子(老伴)干。”尚双印自豪地对我说。
　　但是对于尚双印来说，种地养牲口已经不是他的主要生活。他要做的是“文化”，是“精神”。
　　的确，用他老伴的话来说，尚双印一辈子“就爱折腾”。他岂能如此“退了”？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尚双印，扔掉“砖头厂长”的帽子后却在思考另一些东西：“70年代农民条件差，没粮吃，没钱花，可是大伙儿的干劲足啊。现在呢，有粮吃、有钱花、有房住了，人倒没了干劲，没了精神，满口怨言。”他说，人们现在有钱花了，但是民风却不怎么淳朴了，人不怎么厚道了，仁义礼智信少了，打架斗殴、赌博欺诈的事情多了；相互宽容、扶弱济贫的事情少了，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多了。在丰厚的物质面前，人们无所适从了，欢声笑语少了，唉声叹气多了；日子中的幸福感没有了。原因在哪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人世沧桑的尚双印得出一个结论：人们脑子不够用，道德在滑坡，信仰在缺失，精神世界被物质所挤占了。他叹息：“农民的素质没跟上时代。”
　　于是，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在他看来，或许，他的另一种人生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67岁之前，他追逐的是物质和效益，现在，他追逐的则是“道德”“精神”。从2013年起到现在，他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开荒平坡2000余平方米，修建大小厅堂76间，在村里建起了一个能够教化农民心灵、让精神丰盈起来的“尚双印文化家园”。
　　“这个院子现在已经投进去600多万元。”他说。
　　我问他：“钱从哪儿来？”
　　他说：“自己挣，还有我4个儿子都是开车的，他们也给。”
　　在去尚双印家的路边，是一座花岗岩门楼，门楼上刻着“尚双印文化家园”几个字。走进楼门，路边的一块块石碑把你引向他的院落，即他的“文化家园”。 
　 “文化家园”里基本分成两个区域：右边的两大房院是由“读书堂”和“农家书屋”构成的读书区。“读书堂”藏书千余册，“农家书屋”里的藏书则花去他近8万元；左边有个门楼，上书“孝善本支”，穿过去是另一个区域，由“孝善堂”“圣园堂”“道德讲堂”“学古诗院”等组成。“孝善堂”里有“二十四孝”青石碑画及字画；“圣园堂”里供奉着孔子、老子和仓颉，每个塑像都是花岗岩材质，分别高2米、重1吨，是从河北定做拉回来的；“道德讲堂”是开办孝德讲座的地方。
　 “文化家园”里分别竖有36块花岗岩石碑，墙上大小花岗岩石碑98块。“这36块石碑的底座，都是用水泥浇筑的，我没请人，都是我和老婆子弄的，省钱。”尚双印说。
　　“我弄这干啥？就是要人们来学习，接受教育，提高精神素质，跟上时代。”他说。
　　尚双印说，中央说要在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物质上脱贫了，精神上也要脱贫。到那个时候，农民素质还是不行，那就不能叫脱贫。所以，我弄这个文化家园，就是想让农民的精神提高起来……”
　　他说，要教育别人，先得自己做到。读书写笔记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他喜欢看《中美交锋》之类的书。
　　他写有112万字的笔记。一个村里人看了他的笔记，送他4个字：“心想天下”。的确，国内外大事从来没有从他眼底下溜去过，他说：“我看电视只看新闻，别的啥也不看。”从克林顿的绯闻到奥巴马的访华，再到川普参选总统，从南海争端到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从海牙法庭到世界货币组织，他娓娓道来。他说，有一年从新闻上得知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的事情，他就生气：“我就想，你美国不缴会费，咱干脆把联合国搬到非洲去，不在你们美国那里了，咋的？”为此他想了一夜，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夜，一眼没眨过。说到这里他笑了：“天都大亮了，想一想，人家拖欠会费，倒与我一个农民啥相干！可我就忍不住想这事情。”
　　他还要把他的“文化家园”建下去。“我的想法大得很。”他说。
　　但是他现在缺钱。他说：“我就是没钱。这个家园把我弄烂包了。”
　　即便这样，他还是要想办法把文化家园干下去，规模扩大，丰富内容，还要建旅馆，有吃有住，让更多的人在这里接受教育。
　　不再提及儿子去世悲伤的尚双印给的理由是：“人活着，就得干点事情。有人说官职啥的，官职管啥用？人家牛玉琴一个农民在沙漠种树，是全国劳模、联合国博士，国家领导人接见，牛玉琴啥官？啥都不是，但是做出事情来了，贡献大啊！人要有精神。我是个农民，我就要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事情，这样活着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