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

 
　　我跟孙见喜先生认识有三十多年了，第一次见他，是在家乡镇安，听他讲文学课，那时我十几岁，拿着笔记本，记了不少“干货”。他讲课不枝不蔓，尤其善于归纳，长于做理性提纯，说事有一种单刀直入的捷快。
　　后来我调到西安，几乎每一礼拜都要到先生的府上走一遭，他家里也永远是高朋满座，作家、编辑、教授、记者、演员、演奏家、生意人，也时常会有老乡、老翁、老妪、家庭妇女等与文学完全不搭界的人，于客房、厨房、卧室里串走。大家谈文学，谈历史，谈社会，谈政治，谈经济，谈农村，谈城市，谈写字，谈朋友，谈男女，谈饮食，话题极其宽泛。到了饭口，洋芋糊汤、蒸馍、稀饭、干炒鸡蛋、醋熘土豆丝，也管饱咥。常来吃的，还会提些意见，诸如稀饭烧得有点干，鸡蛋炒得油太大，土豆丝激醋不在火候、软得有点像面瓜等等。一般在一个家庭聚会，大家自然会以主东为中心，说话做事，都要顾及主家的感受。但在孙先生家里，这个中心常常是别人，有时为一个观点争吵起来，他还常常沦为批判对象。但茶照管，饭照吃，气氛实在不友好了，他也会取下满墙挂的乐器，让会者一人操一件，合奏一曲《彩云追月》什么的。总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先生好客，好朋友，挺民主，挺包容，有时甚至像个没原则的和事佬。
　　但时间一长，我发现，孙先生的包容与和事，是有界线的。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生就有了与我们不太相同的生活意趣与细节，比如，那时我们可能更喜欢给家里挂一幅油画，而他却偏从农村找来几双草鞋，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在满世界学钢琴、小提琴的时候，他却把民族乐器的十几个种类，都弄来摆得满屋皆是，并且还要定期举办“业余范儿”很浓的家庭音乐会。当大家都在关注弗洛伊德、荣格、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维诺时，他却在啃《周易》《老子》《尚书》《黄帝内经》。开始，大家还都不以为意，就觉得那是先生的生命风格，啥事总要弄得跟别人不一样，可时间一长，当他在各种场合，开始用相对系统的论述，大谈传统文化时，大家才搞明白他着力已久的用心。
　　他有一些十分重要的观点，会经常在一些会议、茶肆、饭桌上讲起：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说啥都是西方那一套，有些在西方都并不是吃得很开的学术理论，在中国却被视为圭臬，都是怪事。他说：咱的学术，得有咱的衡量标准，都拿人家的套，那咱都是吃干饭的。关键是套不住，事实反复证明，很多理论在中国是水土不服的。我们得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文化立场，得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标准，要不然，将来恐怕连《红楼梦》也会被否定掉，拿人家的帽子，把咱娃的脑袋硬往里塞，能塞进去吗？即使塞进去了，脑袋还不变形了？有时，甚至见他很愤怒：中国人几千年探索的文明成果，好像一钱不值了，外国随便流行一个新理论、新思潮，就把咱们的学术祖宗全掀翻在地了，脑残到这种地步，真是可悲之极！
　　先生的脾气，慢慢变得没有过去温和起来，有时，为一个观点，甚至能跟朋友发生“顶杠”，这在过去都是少有的事。在我印象中，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个倾听者，即使说者年纪很轻，也不曾有些微忽视。有时看法出现相左，他也只是柔柔地插进一句半句话来，不伤害任何人地表达一下意见即可。但现在，先生似乎有点按捺不住，虽然不会明显擦枪走火，可争论得脸红脖子胀的时候也是有的。先生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为表达观点，突然变得有点“火铳”起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跟先生几十年交往，两件事收获最大，一是读书，二是请他看手稿。先生读书量很大，古今中外，史稿民俗，庙堂秘要，乡野文抄，无不读得津津有味。就是弗洛伊德、波特莱尔、博尔赫斯，我也是在他的书房顺走过一两本的，那上边还有他的批注。在“国学”尚未全民发热以前，先生已是先热起来，要我读《黄帝内经》、读《春秋左传》。还推荐过不少《家训》，要我看古人修、齐、治、平的“思想与精神高度”。除读书外，就是不断地请他看手稿，只要请，他还从来没回绝过。即使是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他也是逐字逐句看了的，并且还以编辑的眼光，要划出一些错别字来，鼓励的话语，也给得毫不吝惜。短文章更是每看必在电话里回复，或肯定，或为某些观点探讨一二。戏剧作品甚至还要附上一两页意见，演出时，也是一遍、两遍、三遍地看，只要有修改，一请他就会来。总之，我的许多创作激励，是来自先生阅读与观看的不厌其烦。先生为人厚道，为朋友、老乡、文学青年做过很多“打扮出嫁”的事，但从来不自己提起。据说家里至今仍保持着给来客管饭的习惯，这在都市许多家庭，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他的洋芋糊汤、醋熘土豆丝，依然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干稀程度与激醋的火候不佳。几年前，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回事，我过去的单位门口，总聚集着一些睡在屋檐下的人，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他跟其他朋友一起，买了几床棉被，去给这些人送温暖，谁知其中一个莽汉，竟然把被子扔出老远，还脾气暴躁地质问他：凭什么要给我被子？谁让你们给我送被子来的？我不是要饭的，是进城打工的，我有双手，不需要你们同情。这件事给先生刺激很深，事后他说，那一晚上的经历，比读很多本书都管用，我们只想到了人家留宿街头可怜的一面，而忽视了人家做人尊严的一面。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是有文化尊严的。
　　先生始终在强调民族文化的尊严，强调文化立场。评论任何作品，进行任何学术交流，总是把文化立场、文化尊严挺在前边。对待名家和初出道者一视同仁，优点说充分，缺点说仔细。人前人后观点不变，会上会下表述一样，并且已成很多年地初心不改。这样，西京城里，就多了一个十分有个性的文化人，他会去大街小巷的国学“自乐班”里说《千字文》，说《孝经》，也会到大学的讲堂上去梳理中华文化“元典”，在层出不穷的各种“国学”论坛上，也能见到他久久沉浸其中的身影，发言永远不长，有时就三言两语，《蕉皮论语》倒是他常态的讲话方式。我每每见他在一些作品研讨会上，认真倾听完各方“高见”后，就拿起一个随意抓来的纸片，写出几段文字，然后一字一句地念将起来，话不多，但字字有个性，句句有立场。有时就不免与人的观点发生冲撞，出了会场，各走各的，他日见面，该吃吃，该喝喝，再一日在其他会场相逢，仍可能是“看不见的战线”，有时甚至是“炮火硝烟”。可以一起吃洋芋糊汤，但不可以放弃学术立场，这就是活得越来越简单、执着、“瘦硬”的孙见喜先生。
　　他要出一本《蕉皮论语》，里边涉及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等内容，我读了其中一些篇目，那些作品和人也是熟悉的，读着读着，就见先生走到面前来了，他柔情、诚朴、宽厚，但也犀利、坚挺、个性。在这样一个一切都瞬息万变的世界，先生对某些东西的生命持守，当是一个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