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盏灯
文章字数：2364
清明时节回家祭祖。祖坟坐落在秦岭山脉一峰下面的林子里松柏挺拔，桃花盛开。在祖辈们的墓碑前一一上香、烧纸后，我在母亲坟前坐了下来，回想母亲的历历往事。
1921年的10月，母亲出生在南秦河畔的一个姓林之家。外公是有名望的老中医，在县城开间很大的药铺，由于身高体胖，晚年走不动路的时候，四台大轿出诊行医悬壶济世。优越的家境，母亲可谓是大家闺秀。不仅女红做得好，而且断文识字，能读报纸上的文章。
母亲20岁时，嫁到槐荫堂赵家。到家后，槐荫堂是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弟兄二人、祖父辈弟兄六个都没有分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家有几十亩地，在县城开有商铺数间。母亲和几个婶娘就成为家里的炊事班，天不亮就下床为一家60多口人做饭，晚上还熬夜为城里的蜡烛铺制作蜡烛。到上床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腰疼背酸。
爷爷去世后，父亲患病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几亩土地就全由母亲一人操持。好在解放后土改土地划归集体，先是合作社，后又人民公社，母亲就成为村上妇女中挣工分最多的社员，同男劳力一起下地干活。
父亲的肺痨全凭他从外公那里搬来的一堆医书，刻苦研读自学诊治，日渐好转终于康复。1955年我出生时，父亲已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中医进入乡联营卫生所挣工资了，每月38元，加上母亲挣的工分，勉强维持一个8口之家的生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遭遇了一场大饥馑，村上的人靠稻糠皮、野菜充饥，连榆树皮都被剥光了，饿死了几个人。母亲和奶奶整天上山挖野菜，挖来的野菜再拌上稻糠就是一顿饭，做好了先让奶奶和孩子们吃，到了母亲碗里就只有一点汤水了。母亲饿的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幸亏父亲行医到深山里买回了一些喂牛的黑豆，才救了母亲一条命，全家人也逃过一劫。
“文革”高潮，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回村上当了“放牛娃”，每天扛着扁担到三十里以外的山上去砍柴。由于路途遥远，鸡叫就得出发，母亲总是半夜就起身做饭，饭做好摇醒我起床，吃完饭给我一个用棉布包裹的饭盒，送我到村口和伙伴们一起出发。不等天亮就走到砍柴的目的地，太阳升起时柴就砍好，扛起七八十斤重的柴担就往家赶，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七八十斤重的担子越担越沉，走不动时想起母亲送我出村时那消瘦的身影，顿时浑身有了力量。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母亲鼓励我复课考学，每天晚上陪我看书到深夜，天不亮又叫我起床读书，她总是念叨着要“头悬梁，锥刺骨”。家里有一张供桌，每天起床母亲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把书摆放的整整齐齐。高考前的三个月，她不让我下地劳动，总是做最好的让我吃。当我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她面前时，她笑着说了一句话：“我娃行，能吃公家饭了。”离家上学的那天早上，母亲把她缝好的崭新被褥递给我说：“你哥被村上推荐上了大学，要不是恢复高考，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当农民了，到了学校要好好念书，以后的路就靠自己走了。”我背起铺盖往前走，走了一里多回头看，母亲还是站在村口那棵大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往前眺望。这使我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
2000年，我调到省城工作，想把母亲接来，无奈一直住着一间房子。2002年10月份单位分配我一套三居室住房，我第一天搬家，第二天起床就对妻子说：“我回去接妈。”妻子说：“东西摆了一地，等收拾好了再接吧！”我说：“不行，已经给妈说了，妈在村口等着。”驱车120公里赶回村子，老远就看见母亲提着一个包袱在村口的那颗大树下眺望，我上前握住母亲的手含泪说：“妈，您在家等嘛，外面风大。”接回西安，一位朋友为母亲接风在酒店设宴，母亲进门说：“茅子在哪里？”朋友不解问：“茅子是啥？”我说：“我妈想上洗手间。”惹得一桌人哄堂大笑。
妻子出身农村，通情达理，很是孝顺，为了照顾母亲主动联系借调到西安上班。每天早上起来把饭做好送到母亲面前，中午又步行数里赶回来为母亲做饭，每天还留下一些钱让她到街上吃零嘴。两个儿女也很懂事，争着在地板上打地铺把床让给奶奶睡。母亲在我这儿生活了一年多，体重增加了20斤。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妻子扶着母亲到钟楼看花灯，母亲后面跟了一群记者，镁光灯嚓嚓地闪。母亲问妻子：“咋这么多的人跟着我照相？”妻子笑着回答：“妈，人家在照您的三寸金莲，您同大熊猫一样，是国宝。”
大哥和我在单位都有职务,后来七弟也做了市广电网络公司副总，母亲常对我们弟兄三个说：“妈不指望你们升官发财，但一辈子要积德行善，善事做多了，老天会庇护你们子孙平安。”2015年我退休后被一个民营企业聘去北京做一个公司经理，到任15天接到老领导刘维隆会长电话：“浩义，听说你退休了，来到省会做慈善。”开始我想：人家大老板在西安等了我七天，才来咋能提出辞职，但想起了母亲这句话，就以老婆有病为由向老板请辞，老板见我去意已决，拿来一包钱送我，我说是我对不起你，分文未拿，连夜坐火车赶回西安到省慈善协会报到。朋友问我：“每月几万元的高薪你不拿，回来做慈善又不发工资。”我用徐山林老会长的话回答：“退休后一不干挣钱的忙事，二不干养花的闲事，就干扶贫的善事。”
2003年，七弟带母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照相馆将母亲照片放大展在大厅的橱窗中，行人顿足：“这位老人好慈祥呀！”
2004年春节前，母亲突然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就请了一名保姆来照料，但母亲身高体胖，保姆扶不起来，大小便都在床上。只有我或妻子下班后携手才能帮母亲上洗手间。母亲的病经过诊治略有好转，大哥前来要将母亲接回家，走时母亲手抓着门框不放喊着：“我不想回、我不想回去……”这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幕，我也不让母亲走，大哥急了发脾气：“86岁的老人了，必须老在家中。”就这样，我流着眼泪送母亲出门。
2004年3月15日，我在北京参加CCBA会展，大哥发来短信：“母亲病危，速回！”我连夜乘飞机赶回西安，回到家中母亲已躺在灵床上了，面带微笑，安然慈祥。
母亲是一只蝉，为了儿女抽尽了身上最后一根丝。
母亲是一盏灯，淳朴善良的天性照明了儿女人生的路。
母亲，您太累啦，歇着吧！
1921年的10月，母亲出生在南秦河畔的一个姓林之家。外公是有名望的老中医，在县城开间很大的药铺，由于身高体胖，晚年走不动路的时候，四台大轿出诊行医悬壶济世。优越的家境，母亲可谓是大家闺秀。不仅女红做得好，而且断文识字，能读报纸上的文章。
母亲20岁时，嫁到槐荫堂赵家。到家后，槐荫堂是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弟兄二人、祖父辈弟兄六个都没有分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家有几十亩地，在县城开有商铺数间。母亲和几个婶娘就成为家里的炊事班，天不亮就下床为一家60多口人做饭，晚上还熬夜为城里的蜡烛铺制作蜡烛。到上床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腰疼背酸。
爷爷去世后，父亲患病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几亩土地就全由母亲一人操持。好在解放后土改土地划归集体，先是合作社，后又人民公社，母亲就成为村上妇女中挣工分最多的社员，同男劳力一起下地干活。
父亲的肺痨全凭他从外公那里搬来的一堆医书，刻苦研读自学诊治，日渐好转终于康复。1955年我出生时，父亲已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中医进入乡联营卫生所挣工资了，每月38元，加上母亲挣的工分，勉强维持一个8口之家的生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遭遇了一场大饥馑，村上的人靠稻糠皮、野菜充饥，连榆树皮都被剥光了，饿死了几个人。母亲和奶奶整天上山挖野菜，挖来的野菜再拌上稻糠就是一顿饭，做好了先让奶奶和孩子们吃，到了母亲碗里就只有一点汤水了。母亲饿的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幸亏父亲行医到深山里买回了一些喂牛的黑豆，才救了母亲一条命，全家人也逃过一劫。
“文革”高潮，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回村上当了“放牛娃”，每天扛着扁担到三十里以外的山上去砍柴。由于路途遥远，鸡叫就得出发，母亲总是半夜就起身做饭，饭做好摇醒我起床，吃完饭给我一个用棉布包裹的饭盒，送我到村口和伙伴们一起出发。不等天亮就走到砍柴的目的地，太阳升起时柴就砍好，扛起七八十斤重的柴担就往家赶，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七八十斤重的担子越担越沉，走不动时想起母亲送我出村时那消瘦的身影，顿时浑身有了力量。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母亲鼓励我复课考学，每天晚上陪我看书到深夜，天不亮又叫我起床读书，她总是念叨着要“头悬梁，锥刺骨”。家里有一张供桌，每天起床母亲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把书摆放的整整齐齐。高考前的三个月，她不让我下地劳动，总是做最好的让我吃。当我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她面前时，她笑着说了一句话：“我娃行，能吃公家饭了。”离家上学的那天早上，母亲把她缝好的崭新被褥递给我说：“你哥被村上推荐上了大学，要不是恢复高考，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当农民了，到了学校要好好念书，以后的路就靠自己走了。”我背起铺盖往前走，走了一里多回头看，母亲还是站在村口那棵大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往前眺望。这使我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
2000年，我调到省城工作，想把母亲接来，无奈一直住着一间房子。2002年10月份单位分配我一套三居室住房，我第一天搬家，第二天起床就对妻子说：“我回去接妈。”妻子说：“东西摆了一地，等收拾好了再接吧！”我说：“不行，已经给妈说了，妈在村口等着。”驱车120公里赶回村子，老远就看见母亲提着一个包袱在村口的那颗大树下眺望，我上前握住母亲的手含泪说：“妈，您在家等嘛，外面风大。”接回西安，一位朋友为母亲接风在酒店设宴，母亲进门说：“茅子在哪里？”朋友不解问：“茅子是啥？”我说：“我妈想上洗手间。”惹得一桌人哄堂大笑。
妻子出身农村，通情达理，很是孝顺，为了照顾母亲主动联系借调到西安上班。每天早上起来把饭做好送到母亲面前，中午又步行数里赶回来为母亲做饭，每天还留下一些钱让她到街上吃零嘴。两个儿女也很懂事，争着在地板上打地铺把床让给奶奶睡。母亲在我这儿生活了一年多，体重增加了20斤。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妻子扶着母亲到钟楼看花灯，母亲后面跟了一群记者，镁光灯嚓嚓地闪。母亲问妻子：“咋这么多的人跟着我照相？”妻子笑着回答：“妈，人家在照您的三寸金莲，您同大熊猫一样，是国宝。”
大哥和我在单位都有职务,后来七弟也做了市广电网络公司副总，母亲常对我们弟兄三个说：“妈不指望你们升官发财，但一辈子要积德行善，善事做多了，老天会庇护你们子孙平安。”2015年我退休后被一个民营企业聘去北京做一个公司经理，到任15天接到老领导刘维隆会长电话：“浩义，听说你退休了，来到省会做慈善。”开始我想：人家大老板在西安等了我七天，才来咋能提出辞职，但想起了母亲这句话，就以老婆有病为由向老板请辞，老板见我去意已决，拿来一包钱送我，我说是我对不起你，分文未拿，连夜坐火车赶回西安到省慈善协会报到。朋友问我：“每月几万元的高薪你不拿，回来做慈善又不发工资。”我用徐山林老会长的话回答：“退休后一不干挣钱的忙事，二不干养花的闲事，就干扶贫的善事。”
2003年，七弟带母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照相馆将母亲照片放大展在大厅的橱窗中，行人顿足：“这位老人好慈祥呀！”
2004年春节前，母亲突然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就请了一名保姆来照料，但母亲身高体胖，保姆扶不起来，大小便都在床上。只有我或妻子下班后携手才能帮母亲上洗手间。母亲的病经过诊治略有好转，大哥前来要将母亲接回家，走时母亲手抓着门框不放喊着：“我不想回、我不想回去……”这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幕，我也不让母亲走，大哥急了发脾气：“86岁的老人了，必须老在家中。”就这样，我流着眼泪送母亲出门。
2004年3月15日，我在北京参加CCBA会展，大哥发来短信：“母亲病危，速回！”我连夜乘飞机赶回西安，回到家中母亲已躺在灵床上了，面带微笑，安然慈祥。
母亲是一只蝉，为了儿女抽尽了身上最后一根丝。
母亲是一盏灯，淳朴善良的天性照明了儿女人生的路。
母亲，您太累啦，歇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