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的基层文化工作者，洛南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者。
　　他连任九届县政协文史专员，坚持30多年收集整理文史资料，55篇文史资料被《洛南文史》《商洛文史》和《陕西文化遗产》等刊物采用，曾荣获“陕西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他叫吕三运，生于1961年11月，洛南县石门镇下铺村二组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石门镇文化站站长，现任石门镇公用事业服务站干部。
　　为建设乡文化站，他跑遍全乡沟沟岔岔
　　1984年9月，吕三运被组织推荐担任了下铺乡的文化站干部。初上任，他拿不准、吃不透这项工作的“气眼和门道”，怎么办呢？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加强业务学习，赶紧迎头赶上，尽快适应工作。
　　他到石门区留题乡文化站干部黄明那里借来了《文化站工作十六讲》，如饥似渴地学习，并且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了两大本读书笔记。经过一番刻苦钻研，他初步掌握了文化站的性质、任务、作用及工作方法，为搞好文化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面对文化站3间墙皮完全脱落的旧房子，仅有的两本杂志和3份报刊，他心不甘，他要发愤图强，改变这种现状。
　　在乡财政无法解决资金的情况下，他采取了捐书捐款的办法，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下铺乡4个村19个组所有的沟沟岔岔、梁梁峁峁，向群众宣传文化站的作用，解释捐书捐款对办文化站的重要性。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给文化站筹集到了500多册图书和400多元现金。
　　于是，他着手购置书架、篮球、乒乓球、象棋、跳棋等设施器材，并订阅了9份报刊。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亲自泥墙，用各学校捐回的旧报纸裱糊了阅览室，用家里做立柜的木板制作了站牌，建立了各类规章制度。就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基层文化站建立起来了。
　　他结合本乡的实际，不但积极开展日常的图书借阅、报刊阅览、棋类球类活动，还利用元旦、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举办较大规模的群众文化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被推选为洛南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建设区文化站，他殚精竭虑不辞劳苦
　　1985年5月，吕三运被正式录用为文化站的合同制干部，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文化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从1985年12月到1989年12月，在石门区文化站工作的4年中，他和站上的同志们一起，始终坚持“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大抓狠抓文化站的建设工作。由于领导重视，财政投资到位，单位、学校和群众积极捐书捐款，文化站的设施设备由少到多，服务范围由小到大，活动内容由简到丰，社会宣传效果大大提高。
　　当他1989年12月调离石门区文化站时，全站已拥有房舍32间，大小活动院落2个，共1500多平方米。设施设备达到了“六有”：有各种图书5000多册，有报纸杂志31种，有篮球、乒乓球、象棋、跳棋、扑克等各种文化娱乐用品，有黑板报、宣传栏、标语、喇叭、扩大机、收录机等宣传工具，有一定数量的办公用具，有一套摄影摄像器材。
　　设施设备的改善和增加，促进了群众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达到了平时活动经常化、节日活动制度化、方法内容多样化。
　　为打印文稿，他骑自行车连夜奔波20多公里
　　吕三运对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且还要干出个名堂来。
　　1986年3月，为了参加商洛地区法制故事调演，完成县文化局布置的创作任务，他四处奔波，忙得不可开交。这时，恰逢妻子坐月子，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把照顾妻子的事交给了60多岁的母亲。
　　他多次到花庙乡、麻坪乡、石门镇寻访民间艺人李秀珍、陈根俊和黄玉娥等人，鼓励他们积极创作，并给他们送去参考书籍和稿纸，尽量满足他们的创作需求。经过多次奔走催促，最终感动了他们。李秀珍的《自食其果》和黄玉娥的《特殊姻缘》两个故事终于创作完成了，但与县上要求的最后时限只剩3天，他与当地几个单位联系打印文稿事宜，却都因“材料多得打不完”而遭到婉拒。
　　于是，他立即骑上自行车，连夜赶到工农中学，求该校的打字员帮忙，于当晚把文稿打印出来。第二天，他又买纸将两个故事油印了100多份，保质保量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最终，李秀珍的《自食其果》和黄玉娥的《特殊姻缘》分别荣获商洛地区故事调演三等奖和洛南县故事调演三等奖。
　　1987年上半年，县文化局决定抓站容站貌建设。这时，恰遇吕三运家修房，他谢绝了领导劝他请假的好意，一直留在站里坚持工作，和其他同志一起修建了一个花园，修理了办公用具、活动器材，还刷新了站牌，并对站上的5000多册图书按“中图法”进行了科学的分类、编号、登记、造册、上架。7月份，县文化局对站容站貌建设工作进行检查验收，石门区文化站成了全县先进站之一。
　　为收几分钱图书折旧费，他得罪了不少人在石门区文化站工作时，吕三运一直负责站内事务。他对站上的图书十分爱惜，无论熟人生人，一律实行押金借阅。按站上规定，借阅连环画不能超过3天，借阅小说不能超过7天，如果借阅者超期不还，他就上门催要，并收清图书折旧费。有的人对收几分钱的折旧费不理解，认为他小气、抠门，还说他在石门又干不了一辈子。他不管别人怎样说，一直坚持按制度办事，使站上的借阅书刊一册都没有受到损失。对活动器材的管理，不管是谁来借，他都坚持让借者打借条，保证及时归还。如若损坏了，非让其赔偿不可，保证了活动器材不受损失。
　　1986年至1987年，县文管会要求各文化站严格加强文物管护工作。他及时对玉虚洞、石门松、王辨墓、卢岭吕岭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认真的摸底排查、造册登记，并召开群众会七次，大力宣传《文物保护法》，做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使文物“四有”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落实，他也因此受到了县文管会的表彰奖励。
　　在办公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了节省邮寄费用，吕三运很少买信封。他把各地给站上邮寄来的信封小心拆启后，反过来用糨糊糊好，以备下次再用。据不完全统计，他几年间共拆翻信封600多个。
　　几年来，他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县上汇报工作，送公文、材料。站上领导多次劝他坐班车，但他总这样说，来回一次得花两元多车费，站上经费这么紧张，报销起来又相当困难，还不如骑自行车快捷方便，权当舒活筋骨，锻炼身体。
　　1986年冬，文化站买了80斤公用木炭办展览用，展览结束后还剩20多斤。他把其封存起来，即使天气再冷，也一点儿都舍不得用。后来，站长问他：“天气这么冷，你咋不生火呢？”他这样回答：“站上经费这么困难，留下它以备下一次搞活动再用。”
　　他总是这样，想尽一切办法给单位节省开支。同时，他还和其他同志积极开展补文收入，以增加站上的经费来源。1989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从事照相、台球、录像放映、舞台演出、办培训班等活动，年底补文收入达2000多元，超额完成了县文化局下达的任务。
　　为当好文史专员，他倾力搜集文史资料
　　除了坚持学习党和政府关于文化工作的有关政策法规外，吕三运先后学习了《群众文化手册》《文化站工作二十讲》《农村文化站图书室分类简表》等业务书籍。县文化局举办的文化站干部培训班，他全都积极参加，坚持学习。
　　他还坚持刊授和函授学习。1986年，他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的培训学习，结业后，他创作的诗歌《碗》获得了洛南县首届农民赛诗会三等奖。1988年，他参加了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的培训学习，结业后为乡镇企业开展技术咨询50多次。1988年5月至1990年10月，他还参加了北京人文函大群文系大专班的培训学习。这一系列专业、系统、扎实的培训学习，大大提升了他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为进一步搞好群众文化工作奠定了坚实而牢固的基础。
　　1986年，他被县政协聘为文史通讯员，不久又被聘为文史专员。从此，他不仅积极阅读文史书刊，而且踊跃撰写稿件，先后在《洛南文史》上刊发了《民国时期石门镇的四所义学》《洛南的跑竹马》《丁兰寺》《知县丁禧翰轶事》《洛南的珠算文化》《红军路过石坡街》等数十篇文史资料。
　　2002年，市政协聘请他为文史征集特邀通讯员，他又本着“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陆续撰写了《仓颉造字阳虚山》《洛南民间布老虎》《抗日英雄郝世英》《郝兆先与洛南抗日》《解放初洛南公安局的禁毒工作》等18篇文史资料，刊登在《商洛文史》上。
　　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搜集、撰写文史资料是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了抢救文史活资料，他走到哪里就采访到哪里，常常是白天采访、收集，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撰写文稿。三十多年来，他总共撰写文史资料60余万字。每日闲暇，看着书架上整整齐齐依次排列的载有他的作品的文史书刊，一股幸福、欣慰、甜蜜感便涌上心头。
　　为家乡的繁荣、兴旺与富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要写出一篇比较满意的文史资料，须不怕山高、不怕沟深、不怕路远，还可能要跑好多冤枉路、说好多好听的话、看好多难看的脸。比如，吕三运撰写的《影响深远的洛南梁塬之战》《火烧寨的溯源》《铁锁关》《巡检镇》《洛南民间布老虎》等文史资料，都是他亲历、亲见、亲闻，三番五次地到现场采访、搜集，才最终成文的。如果闭门造车，凭空想象，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他还有记者一样敏锐的眼光和敏捷的思维。无论是到基层下乡，还是外出探亲访友，途中如果看到一块古碑、一座古桥、一座古庙，或是一幅旧书画、一个古院落、一座古楼门，都会成为他拟定一篇好史料的素材。比如，刊登在《商洛文史》上的《黄龙铺奇异录》，就是他5年前去黄龙铺下乡时，在老戏楼门前看到一块古石碑受到启发而整理写成的；另一篇《长工谣》，则是他前些年在石坡李河征收农业税时，无意中从几个老年人谝闲传中得到素材而整理写成的。
　　他平时喜欢翻阅一些介绍洛南各个方面情况的史志资料和书籍，如《洛南县志》《洛南县地名志》《洛南县组织史》《洛南县党史》等。他认为，只有多看才能多写，这样才能搞明白洛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才能博采众长，为己所用。
　　他认为，要写好文史资料，除了勤跑勤思多看多问之外，还需要甘当“小学生”，拜老一辈人为师。广大的乡村，到处都是藏龙卧虎之地，有许多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都是鲜活生动的历史素材，但大多数都年事已高，需要有识之士前来把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珍贵的记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的人们。这就需要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需要放下架子和他们交朋友，需要多次拜访，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他刊登在《洛南文史》上的《洛南婚姻的变迁》《洛南人写对联用纸的讲究》等多篇文史资料，都是在和老年人交谈中得到的，听他们讲亲历的事情，与他们讲到的事件和人物同喜同悲，他也因此和许多老年人成了忘年交。
　　再有三年，吕三运就要退休了。临退休之前，他要把自己苦熬三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结集成册，印刷出版，为广大读者和外地游客更加广泛、深入地了解洛南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提供一些较为翔实的史料，也为地方志作一些有益的补充和扩展。所以他从去年1月开始，推敲斟酌，整理加工，数易书稿，屡改书名，录入电脑，排版校对，历时近半年，终于出版了他个人的文史资料专辑——《洛南拾遗》。
　　“出版这个专辑，对社会或多或少是作了一点贡献，尤其是对洛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我别无他求，只是给家乡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家乡的繁荣、兴旺与富强，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已。”在采访结束之际，吕三运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