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明小长假前后，7位来自上海的游客从商洛市红军广场出发，途经商州区杨峪河镇、杨斜镇和蓝田县葛牌镇、辋川镇，用3天半时间徒步行走100多公里，抵达因陈忠实同名长篇小说而出名的白鹿原，完成了一次“重走商鞅路，徒步进关中”的壮举。虽然他们所选择的行走路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商鞅之路”，但正如文汇报记者李念所言，在他们这些“外地人”心目中，商洛是商鞅的封地，商洛跟商鞅已经融为一体，从商洛到关中的任何一条线路都可以解读为“商鞅之路”，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目的在于以行走的方式深入了解商洛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深刻感受这块土地上的社会变革和时代风貌，共同描绘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壮丽画卷。本报拟分两期刊发徒步成员之一、文汇报记者李念撰写的旅行日志，与读者分享他们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敬请关注。
　　第一天：39公里，从商洛市红军广场到商州区杨斜镇
　　五十开外的费拴子是陕西驻沪办事处干部，清明小长假回家乡商洛休息，闻讯后热心地尽地主之谊，为我们介绍当地地貌风情。于是，我们的“商鞅路”在第一天增加了一个序幕——前往商洛市金凤山上的烈士陵园、红军广场，祭奠英雄先烈，亦是启程仪式。
　　向烈士鞠躬，向商鞅致敬
　　在出发前，我为小廖的徒步行策划提炼了四个意义：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体悟商鞅这位改革家的法治精神；了解红25军的革命历史，缅怀先烈而不忘初心；践行“全民健身2030计划”，提升体质锻炼意志；感受秦岭南北不同的秦楚文化造就的不同性格，体验陕西作家群的灵感之源。
　　没想到，红军广场给每个人上了生动的一课。穿过街道，沿坡而上，20分钟后经过了金凤山上肃穆的烈士陵园，转个弯便是红军广场，烈士群雕迎风而立，四周松柏静立。背后的碑文刻着“红74师史略”，原来，74师隶属于红25军，1935年7月，在红25军主力率先长征前往陕北后，留存在商洛的鄂豫陕根据地特委整编当地游击力量，在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两年内，与国民党进行了“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斗，“三进三出商洛山”，足迹达24个县，打下千余场战斗，歼敌4000人，很好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74师力量最壮大时多达2100人，成为独立、善打山地战的正规红军部队。我们举旗行至雕塑，默哀鞠躬，内心充满了自豪，团队中有3人曾有军旅生涯，行起了军礼。
　　在费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又上了商洛的北环公路。出来前，天气预报说最低温度是3度，手冻在外面些许时间，便有了在上海的冬天的刺骨感，高高的公路让我们可以看到商洛市区全景，长长的前方却让大家有些失去耐心，调皮的旅伴干脆扛着旗杆挑行李。
　　约个把小时，费主任终于带着我们穿过了果树、蔬菜地间的小道，来到最初设定的起点——商鞅广场。因为正在进行第六届国际汽车博览会，雄伟的商鞅雕像被包裹在巨幅海报之中，但他依然高高屹立，大手指着远方，显出后人心目中的改革家形象。
　　在出发前，历史学教授于凯为我们详细讲授当年七国改革的背景，而我工作所在的文汇讲堂曾组织24位听友，在2016年用了近乎一整年的时间阅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学勤和郭志坤主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12本，其中《春秋史》《战国史》《秦汉史》都涉及了商鞅和秦楚变迁。在这套备受欢迎的丛书再版之际，我们一行也算是开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商洛是楚地之尾，秦地之首，自然特别重要。虽然商鞅封地的核心在丹凤县内，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在写着战国古文字的长条碑文前做了合影，把无尽的崇敬送给这位无畏的改革家。
　　祭奠红军，拜会商鞅，释放了心中的愿望。我们再出发时，计步器上已经显示走了7公里多，此时已是上午10时，原来计划的路线才开始，接着应该还有32公里。
　　扶贫先扶志，精准扶贫的有效性
　　沿着商洛市的街道渐渐进入郊区，民居里鲜见人，每走几里路，便会看到醒目的标语，诸如：“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两边是整齐的瓦房或楼房，有的也甚为豪华，还建起了奢华的门楣。想到商洛1.9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51万人口，我便向费主任了解当地的扶贫现状。费主任曾是商洛市商州区人大干部，生于商洛长于商洛，对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陪伴我们走了近20公里。他告诉我，商洛所辖的六县一区都在国家贫困线——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050元以下，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干部都是“一对一”对接。“主要还是产业扶贫”，比如立体种植、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等。
　　在穿越蟒龙峪的路上，我们看到“石垒梯田”从山上延伸下来，农户们把可用的土地都围了起来，上面层层错落种着树苗，樱桃树、核桃树、花椒树等经济作物不一而足，桃树和梨树开着各色的花，仿佛迎接我们这些异乡人。费主任告诉我们，商洛山多地少，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过去依靠五谷杂粮、山货土特产、中药材来生存。走到杨峪河镇时，他指着一排长达几十米的房子说：“这是镇里给山里人家搬迁修建的集中居住地，是陕西省陕南移民搬迁的集中安置点。”这样，把山里交通不便的贫困村民都搬迁集中安置，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困境，而零碎的地便可以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经济。果然，又走了几里地，一片广阔的林木出现在眼前。当地政协的张副主席告诉我们，这是大樱桃树。
　　走过镇子，又见到人家，村民都在勤快地翻地，有的在斜坡，有的在河边。很快，又经过一大片钢管大棚，在狗吠声中，我好奇地探入，果然是食用菌种植，菇被完好地包裹着。旁边有一块石碑，告诉行人：这里属于商州区杨峪河镇北城子村。2016年12月底，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强化“包扶村”的经济增长规模，搭建了12座这样的大棚，面积达2926平方米，棚内有72排食用菌支架。
　　一年多的摸索，农民都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巧。想到国家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2020年完成全部脱贫目标，届时，这些秦川大地上的主人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拥有生态美的幸福日子。
　　偶尔，“一人去打工，全家有希望”的标语落入眼帘。费主任介绍，几年前，商洛职业技术学院非常红火，每年有1000名毕业生整批地南下去东莞打工，自然，寄回来的钱款能让家人过上体面日子。这些年计划生育放开了，但生的人赶不上走出去的人，能否留住人才？这也是商洛各级政府正在破解的大课题。“村村通路，在商州早已实现，现在是村村通班车，组组通水泥路。在国家政策资金的帮扶下，农村面貌今非昔比，三农问题已有很大的改善。”费主任补充道。大巴由西安进商洛界内，进入眼帘的就是贾平凹题字的“秦岭最美是商洛”，乡人说来很是自豪：1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商洛就有先民活动，这方土地曾见证了仓颉造字、商鞅封邑、“四皓”隐居、闯王屯兵和陕南革命老区的历史，如今正以高于全省2个百分点的增速发展着。在政府网站上，可以看到3个300亿、3个200亿、4个100亿产业集群的有序展开。
　　“西安采取了大专以上可以落户的人才政策，颇有吸引力。”费主任钦羡的口气，让我想起3月25日我主持的120期文汇讲堂《40年间两代大学生对话》里的一幕，来自山西晋城一中的复旦大学17级大学生向77/78级大学生陈平原、张春、俞立中请教他们的烦恼：从小城来到大城市学成后，是留还是归？
　　给100元还是一个苹果？
　　“在秦岭的南坡，有个地方叫商洛。那里的小路牵引着无数山峰走过……那里的清泉流淌着世代耕读的传说。”或蜿蜒的山间水泥路，或笔直前行的省道，我们一行拉着前后1公里的距离，在贾平凹的歌词里徜徉。晓文虽然也在上海的郊区长大，却被山区的奇异景观诸如崖洞、炮台等吸引，不时驻足拍照，成为队尾。而领队，这次行动的策划者小廖则和上海市社会信用促进中心主任傅春甩开膀子遥遥领先。第一天的目标是要从商鞅广场走到杨斜镇，行程32公里。
　　沿着307省道前行，大卡车呼啸而过，网络安全专家杨峰看着手机上的地图导航，和我时时交流着即刻的步数和走过的距离，同时也在地图上寻找可以午餐的集聚点。我们的心飞驰着，脚步却无法快起来，脚板显然都痛起来了。穿过南秦水库，走过粉尘飞扬的建材厂，数过10辆迎面而来的崭新的陕汽的德龙重型车，这样的一个个“期盼-确认-鼓劲”的并列段落一直持续了约2小时。当看到三叉路口的驾校旁出现了“农家山庄”四个字时，颇有点沙漠里看到绿洲的欣喜，地图显示这里是垭口村。
　　先到的小廖和傅春如同水浒中的梁山豪杰，一口气点了十多个菜，几乎叫遍了所有的荤菜。这样的午餐狼吞虎咽却又是鲜美无比。
　　餐桌上，各路的信息汇集。“我看到了一位残疾的老妇人，走在路上拾荒，很有冲动要给100元，你们说给还是不给？”傅春的问话让餐桌顿时从大盘鸡转为哲思。未等我们给出选择，傅春大声说：“我想了想，还是给了一个昨天买的大苹果。”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个晓文赠送的六两的大苹果。“给100元，也许她会觉得没有尊严。”讨论在饭桌上洋溢。有着乡村血缘的我，去年仔细读过很多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的感人报道，有方法、有战略、有情感。如今亲眼所见，它让农村管理者和最底层的农民有效交流融合，或者说，让农民不要“温饱即安”，让干部不要脚踩大地却忘了泥土的感觉。
　　这样的探讨一直延续在以后的3天里。在翻过秦岭后的蓝田县，喜龙和一户失去大儿子、小儿子一起抚养孙子的老农攀谈，他养了一头老母猪，每天用土豆喂食，老母猪下了10头白白胖胖的小猪仔，78岁的老人想500元一头卖出去，但是，苦于无人替他精准地传递这个信息。农民究竟需要什么？是他们的观念要提升，还是农村干部的工作要做细，或是在外打拼的学子要回归？一路走在盛产板栗、核桃，拥有矿产的商洛大地上，这些观察和思考常缠绕着我们这些“城里人”。
　　“两块半啊，108路来了。”
　　午餐后，我们在小坡上举着旗子合了一张影，猎猎寒风中，“重走商鞅路，徒步进关中”10个字分外耀眼。接下去，还有15公里才能到入住地杨斜镇。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30分。按照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加上休息，也要近6点才能进村，那时将天黑风寒，当天商州的天气预报是最低温度3度。因此，每个人的心里都多了一个时钟。
　　在出发前，为了保证旅程的顺利，我们特地进行了两次集体训练。第一次是在杭州爬山，预期是28公里。因为山太陡，最后几乎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并抄了近路少了3公里，后来腿脚都疼了三四天；另一次是市区徒步走，整整30公里的路程，走得脚底板发疼。所以，对是否能完成预设路线，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但又期盼能完成。
　　快5点时，太阳还高，公路一边是人家，一边是坡地里种的香椿树，隔着河还能看到吃草的羊，老乡们都在忙碌地耕种。灌铅的腿在路边的石头上松散着，疲劳一层层地散开。一位老妇人端着饭碗由远而近走来，见到我们这些异乡人，便好奇地看着。“您这是吃哪顿饭啊？”喜龙来自宁夏郊区，方言有所相似，被我们推派为发言人和沟通员。“晌午饭！”文东接着刷新了我们几个异乡人的认知：陕西乡人吃两顿饭，10点一顿、下午3点一顿，但会依据农时调整，通常早起外出农耕，下午四五点吃晌午饭显得很平常。在上海郊区长大的我，听了频频点头：“长见识了。”喜龙接着问：“到杨斜镇还有多远？”“15里地。”这个回答和我们手机上导航显示的7公里非常吻合。“这里有108路(公交车)，到杨斜镇的。”得知我们还要徒步走，并且是从市区的商鞅广场走来的，老妇人充满了同情：“才两块半。”大家听后相视一笑。“我们没有钱！”晓文玩笑道。“才两块半，半小时就有一班。”老妇人没有接茬，但坚定地重复着。“村村通”后的农人对公交车、大巴、小巴抱有天然的亲近感，对我们这群只求走路的城里人，自然抱着好奇和同情。
　　一路走来，我们戴着帽子、太阳镜，有时撑着太阳伞的装束都成了乡里人的“风景”，然而，与土地接触的行为毕竟还是得到了一致的敬意。
　　脚板到小腿的各种疼痛，在与这位老妇人交谈的片刻被驱散了。然而，十余分钟的歇息后，重新起步时又变本加厉地蜂拥上来。我们回头，听到这位68岁的老妇人在后面比画着：“108路来了。”
　　“两块半啊。”但是没有一个人扬手招呼，虽然心里都盼望着有个车辆代步。这一路上，“两块半”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回到上海，每天早新闻后听到运动健将在传播马拉松常识时会说上一句“量力而行”，我便会想起这位吃晌午饭的商洛农妇，想起无数位送子女进城读书的父母辈的殷殷之情、舔犊之意……
　　（文中照片由全体徒步成员提供，由李念、小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