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农历腊月二十五，从贵州遵义回老家。
　　说来惭愧，我至今不太适应公历，总觉得它统领的时序节奏是匆忙的、错乱的，牛头不对马嘴。我一直把手机的日期设置成农历，虽然它的显示也常常错乱，需要一调再调。
　　这是一列最慢的火车，遵义到西安，整整十九个小时。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至2018年3月之前，两地没有开通高铁。三十年的出行生活里，乘坐过多少慢火车呀？东北、内蒙、青海、六千里喀什……除开颠簸、疲惫、焦虑与饥渴，我喜欢那窗口，那明亮的或黑夜中的窗口，那窗口外一闪而失的村庄与苍生，它对一个生命的打开和补偿超过了所有的劳顿与风尘。
　　乘坐火车是一场真正检视和进入地理与民生的巡游，在一日千里的铁甲面前，一切都无遮无拦迅不及防，一切都不及修饰与打扮。三百年前，如果有了火车，康熙皇帝哪里还用得着微服江南呢。
　　过黔北，穿重庆，跨过大半个陕南，一千三百里云和月，我的心情是微微寒冷和沉重的。这种寒冷和沉重始于何时、何地？已经不能具体到实处了，似乎已有二十年，似乎无处不在。
　　高楼、工厂、无处不达的公路，真实到梦一样的城镇，繁华与便利，霓虹与喧嚣，世界和生活早已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奔向前方。但我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不快。什么呢？土地！你再也不能看到一片完整耕种的土地了，再也看不见青纱帐三千倾的景象了。哪怕从来都是粮食主产区的华北、东北平原，它们被切割、分解，像一个过气的丑角，被任意打扮、遗弃。
　　西安南站，转大巴，转乡村公交，二十七日下午，终于到家了。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回家了。而灵肉上的离乡，大概要以十年计了。
　　正门前的那条小路还在，一排枣树还在，环绕它们的庄稼地荒芜了，在这个大旱之冬，一派荒草萋萋。
　　我们这个村子地理的布局有些怪异，它居于山腰，向下，是一段长坡，向后，是一座陡坡，村庄和土地分布在两坡之间的缓慢的平地里，像一把椅子的坐板部分。土地是旱田，种小麦、玉米、大豆、红薯，虽然只有五十亩，庄稼起身时，一望无边无垠。夏天锄草，人各一顶草帽，玉米齐腰或齐顶，锄一阵，直起腰看看，离地头还远，再锄一阵直腰再看，似乎更远了。锄着锄着，锄出一颗硕大的核桃，那是上年遗忘的。没有接上足够的湿气，要发芽终于没发出来。砸开来，味道依旧清香。
　　太阳西沉，四野苍茫，寒风中的晚霞格外甘冽。在这条走过我童年、少年，大部分青年和中年时光的土路上，我企图拣回往日的记忆，那农事的、土地的时光。可眼前的景象把它们打碎了、遮掩了。这个时节本应麦苗青青的地块，一片光秃秃的，它们由远至近，向村子靠拢，已缩小到不足二十亩。那些全村劳力耗力一冬又一冬修起来的石练坍塌狼藉，蒿草掩映。
　　对于这一切，我不知道说什么，可能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的景象非独老家，这些年，我走过的地方，举目皆是。多少生长过稻谷和油菜的田野，一夜之间长出连绵的高楼、工厂、蜘蛛网一样的道路。
　　在广大的土地上，不仅农田在消失，农民也在消失，人们以各种方式离开土地，去了工厂、车间、都市或更荒凉的地方。对于土地来说，人的离去，像草木枯败一样自然，无足轻重，而对于人，土地的荒芜和失去，人们将永无归处，沦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漂蓬。这样的漂蓬感受，无论你怎样风光，身处何地，都将伴随你到永远。
　　正月初五，去外婆家。其实外婆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年了，每次去到的，不过是一处记忆之乡。
　　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的路啊。
　　外婆走的那年，我正上初中一年级。外婆家，是我上小学之前的乐土，因为，这里有吃的。翻过屋后的山头，就是河南地界，这是一片两省的边角地，山高水寒，耕地极度缺乏。外婆在每一块石头缝里、每一片可以利用的坡脚，见缝插针地种上豆角、黄瓜、白菜和杂物，她把土地看得像命一样贵重。她对我说过，外公是饿死的。
　　外婆入土那天，连天大雨。按她最后的嘱咐，几十个人把她送到了屋后面的山上。家门口平坦些的地方，可以种瓜果。她要把它们留给需要继续吃饭的嘴巴。我跟在队伍后面，一步一滑倒。
　　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荒草遮掩的坟冢，它早已坍塌，成为山体的一部分。而山下的家园已经人去屋空，田园尽芜。我想象不出，如果外婆还活着，看到这一切，如果她活着，听我讲出那些她看不到的土地的命运，她会不会大声地哭起来？
　　回贵州那天，路过老家的小镇，镇对面的一片地上，十几台挖掘机在忙碌作业。它们正将去年的菜地变为地基。我赶紧用手机拍下它们，我知道，待我再回来时，这里将是一片高楼了。
　　人生若梦，土地亦若梦。《红楼梦》里写到的“绿畦香稻粳米”，慢慢地，我们只能从古人的诗词里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