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草铺来自麦秸垛。五六月吧，新收的麦子摊满场院，连枷打，碌碡碾，木锨扬，麦子入库了，黄金金的麦秸垛便馒头似的点缀村落。夏天的傍晚，儿时的我们常到打麦场上去玩耍，在麦秸垛之间打打闹闹地捉迷藏。生产队的麦秸，主要分户当柴禾烧，或沤肥。牲口圈里也要用去一些，尤其是队上的母牛要生牛犊儿了，母马要下马驹儿了，都需要用很多的麦秸，给它们铺出一个温暖、干净的产房。
　　麦秸垛还是村子里的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这个场景，在一部叫《人生》的电影里有很诗意的再现——刘巧珍和高加林依偎着麦秸垛，说着悄悄话。
　　麦秸垛给我机会，让我给剧团下乡演出的男女演员们打麦草铺，铺出了至今难忘的亲情、友情、爱情。
　　至今我仍然想不通，稀松平庸一如我辈凡夫俗子的婚姻，会和八竿子打不着的麦草铺扯在一起。
　　当然啦，男女箍镂个家呀，腥素也得有点爱情故事，譬如我，就是在麦草铺谈的恋爱。
　　我于1973年考进丹凤县剧团，吹圆号和竹笛，未转户口，每月拿十八块钱。其时，我高中毕业两年，已经是二十好几的大龄青年了。我的父亲买了几包大雁塔烟齐齐给团里人散，背地里怏他们瞎好给我瞅个吃净粮的媳妇。
　　团里领导看我有点文化，让我当团支书，一来显示我能写批判文章、出黑板报的能耐，二来也有机会接触女团员。
　　农民娃工作不易，干活专拣苦累的，盼着表现突出，早儿转吃商品粮，让毛粮绝种。于是，我就承担了剧团每次下乡演出打前站、和收容后卫等工作。打前站的内容之一，是给演员、演奏员们寻住处。上世纪七十年代，山里交通不便，住户零散，我们每次都住公社会议室，通间地铺，中间用幕布隔开男女；再就是一背笼一背笼去农民家收购麦草，铺睡窝。
　　我睡觉打鼾，每次睡最铺边，也是与女同胞一帘之隔的“边防军”。
　　一天晚上，我的鼾声吵得女演员们辗转麦草铺没法睡着，她们先打口哨抗议。我醒了，装着没醒继续打鼾。她们开始声讨我：“猪，到圈里练嗓子去。”“嗨，你比南霸天、黄世仁都狠心，让喜儿、吴琼华没法睡觉。”紧挨幕布的一个尖嗓子女子说：“算了，他妈生就打鼾，他有啥法？”“你不怕打鼾就嫁给他……”男铺女铺——两边麦草铺上的哄笑在尖声女子一句“流氓”的喝斥里戛然而止。
　　我记下了帮我说好话的女子，每次剧团转点，装车时，留意着，把她的铺盖搁在人脚踩不到的地方；下车了，很在意又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特别卖力的一次掮三个女演员的铺盖，用其余两个掩护她的铺盖，把她的“行头”很“随便”地丢在靠墙角的会议室，——那里的麦草起码高出别处四五寸，比别处白亮，且干燥，是我特意挑选的没有生过虫子的新麦草。我偶尔在“特供专用”麦草里发现一截荆棘，便会失态地恶狠狠一把抓起，远远丢踩，且嘟嘟囔囔：崽娃子心瞎咧眼窝都瞎咧，敢坏爷们的好事……
　　那年月讲究“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革命青年大约不过30岁是不准谈恋爱的。县上成立剧团时文件上早有明文规定。但团里的教练、老师对我网开一面，每次逢演小戏，乐队队长就对我说：“今晚不用号，你看宿舍，刻谱子。”她也被导演安排了看宿舍，改剧本。我们把两支蜡并在一块，爬在麦草铺里的小方凳上工作，间或说两句闲话，记得她说她想学乐器，问我会不会认五线谱，我说会。
　　后来，团长叫我辅导她乐理知识。她隔三岔五到男宿舍找我，偶尔找了乐队别的人，乐队队长说，还是去问小侯吧，别看他吃的毛粮，他帮人不藏奸。比我小的师兄弟们开玩笑逗她，侯书记为人民服务，经常帮大伙暖麦草铺。特别是给女同胞……她听了有时不语，有时偷羞地脸红，有时干脆探了鞋，伸脚插进我的铺窝里，跟我背调号：什么降号类“一是F，两是bB，三是bE来四是bA”云云。
　　接触得多了，她用抽了丝的黄色、红色广播线给我织了一个“忠”字图像的罐头瓶套，我随团下乡时，上山给她摘个枣儿，折个甜玉米秆什么的，看着她坐在麦草铺里大口大口地啃嚼。
　　1978年我和她结婚，她姓彭，叫小玲。1979年我们的女儿问世，我们三口子和看孩子的每月挣我五块钱的小保姆随剧团下乡，还睡麦草铺，还是一道幕布拉开男女演员，女铺里她和女演员们逗孩子笑，这个说是我女儿的干妈、婶娘；男铺里立即就有人抢着做我女儿的干爸、干伯，妻子说蓉蓉(女儿名)笑了，女铺里溢一窝笑，男铺里笑溢一窝；我女儿偶哭，女铺里你让出暖水袋，她递过止疼片；男铺里争着抢着趿了鞋，要找赤脚医生；我一急头探过幕布，忘了男女有别，大喊大叫用棉花搁在娃肚脐眼吹热止疼……
　　剧团下乡两个月，睡了六十多天麦草铺，再回到城里，女儿一挨床板就倒铺哭闹，只有褥子下面铺满了麦草，才睡得安稳……
　　四十年弹指间，麦草铺早已是“城南旧事”。妻子去世五年，故人已乘黄鹤去，老家难见麦草垛。如今呀，随娃住在都市钢窗铁门的“围城”里，不是儿辈出差，就是孙子求学，忙时还好，闲下来，辗转床榻，看满屋电器和空洞的楼顶，不知怎么便无来由地常常想起我遥远的麦草铺、麦草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