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龟兹”(陕西方言“guīzī”)发声宏亮，音调高亢，无论国事喜庆、民间婚丧，一般吹打乐器中总是少不了此种乐器领头。
　　陕西方言的“guīzī”在字形上如何书写，尚无统一认识。近读《陕西老年报》上《关中东府之丧俗》一文，其中竟有多处将“guīzī”写作“龟兹”：
　　(1)“听灵前龟兹吹《祭灵》……眼泪便直流了下来。”
　　(2)“一路上龟兹哇鸣，大群小孩蜂拥尾随……”
　　(3)“一般奠酒，都是在龟兹伴奏下行三拜九叩大礼。”
　　(4)“蒲城有个乐户叫龟兹喜，人长得精瘦，却是个有名的吹家子。”
　　(5)“龟兹喜还有一手绝活，便是同时可以四个龟兹一齐吹奏。”
　　面对“龟兹”等于“guīzī”的书写方式，笔者不禁疑云满腹。
　　其一，作为乐器名称的“龟兹”(guīzī)为什么与古时其所在地名“龟兹”(qiūcí)的读音不相一致？“龟兹”(qiūcí)原为古西域国名，汉通西域后，属西域都护府。国名又另作“格兹”“屈支”“丘支”等，在今新疆库车一带。唐初内附，贞观22年置龟兹都护府，属安西都护府治所。从《辞海》《辞源》以及现行高校《古代汉语》教科书的记载来看，“龟兹”作为古代国名，自有其特殊读音“qiūcí”。按说，乐器龟兹“guīzī”应当与原流传国的国名读音相一致，为什么两者读音却截然不同？显然，以国名书写乐器名“guīzī”纯属误解。
　　其二，作为乐器名称的“龟兹”(guīzī)为什么与起源于西域、流行于唐代的乐舞“龟兹使”中的乐器“觱篥”(bìlì)形同而名不同？李唐以降，宫廷特别喜好歌舞。诗人元稹曾有《连昌宫词》曰：“逡巡大遍凉州徹，色色龟兹轰録续”，充分反映出李唐王朝对源于龟兹乐舞喜爱之深，评价之高。《新唐书·礼乐志十一》对此舞所用之乐器列举非常详细：“龟兹使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皆一；铜钹二。舞者四人。”这套吹打乐器为后汉时从西域传入，乃唐燕乐及教坊音乐之必需。其中之领奏者为觱篥，又叫筚篥、悲篥，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乐器，后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泰国及伊朗。其形以竹为管，一般上刻八孔(前七后一)，管中插有芦制的哨子，形体酷似当今民间流行的“guīzī”(后者管身正面七孔，背面一孔，左侧一孔)。当今文化史之研究者，多以为后世之“guīzī”，本是“觱篥”之改进。既然如此，为什么却偏要用与此发音不同的古国名来作乐器之名呢？显然，以“龟兹”书写陕西方言“guīzī”，也是一种误解。
　　其三，又有人另辟蹊径，以“唢呐”代写“guīzī”。这也是不明两种乐器的来源所致。“guīzī”产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的古西域“龟兹”(qiūcí)国；唢呐则是金、元之际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我国，原名surna，译名苏尔奈，又名唢呐、琐口奈，后经改造有喇叭、大吹、海笛等，其名与在音形上的“guīzī”相去甚远。至于文学作品中常有“十万市民敲锣打鼓，吹起唢呐(指“guīzī”)，拥上街头，迎接解放大军”之类的语句，则是对二者名称的混用，不足为训。作家陈彦在小说《主角》中写到乐师胡三毛高超的演艺技巧时说“在这里七八样乐器，全都是她舅(即胡三毛)一人操作着，……他还兼吹着唢呐、管子。把他一人忙活得，观众都不好好在亮子前看戏，而是跑到后台看他了。”文中的唢呐、管子，分明是两种不同的乐器。
　　其四，陕西方言中多以“guīzī”代写唐后最为流行的乐器“觱篥”，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历史地域看，觱篥原产于古西域国。汉通西域后，曾以处置龟兹(qiūcí)降人在今陕西榆林县北建有龟兹县(东汉末废)，遂使陕西方言龟兹(guīzī)得以在陕北乃至陕西流传。当今陕南仍有一些地方，称此种乐器为“觱篥”。二是从觱篥的构造看，本属簧管乐器，以竹为管，上开八孔(前七后一)，管口插有芦管，靠吹动管簧而发声。当今流行的“guīzī”有了改进，有八孔、九孔两种，有的还设有音键。又分为大管、小管，大管比小管低四度。而今陕西方言中称此乐器为“guīzī”，正是借乐器的关键部位称代其全身，符合修辞学上的“借代”，以部分代全体。从读音看，陕西方言“guǎn”转音为“guī”——同为双声，韵头相同，发音十分接近。《辞海》“觱篥”词条下有云：“今民间流行者称‘管子’或‘管’”。恰是对陕西方言“guīzī”最合理的注释。
　　由此可见，陕西方言中的“guīzī”，在汉字书写形式上应当写作“管子”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