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宝航在抗战期间从事党的工作，化名周保恒、王永恒，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忠心耿耿，殚精竭虑，积极发动群众，动员介绍有志青年投身革命，为八路军办药厂，在商洛组建党的组织，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怀着梦想，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父亲1919年12月出生于原商县茶房乡两岭村一个家景殷实的家庭。更早的时候，爷爷周芝祯(字佰干)曾在北京朝阳大学读书，求学期间，受辛亥革命的启迪，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学运活动，被当局视为左翼进步青年学生，列入黑名单。庆幸的是，那一年爷爷毕业返回故里，才幸免入狱。爷爷回乡后，担任过丹凤龙驹寨紫阳宫高等小学教师及管理人员，1924年又出任商县龙驹寨县佐一职。仅一年多，他目睹了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而萌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主动辞官回乡办学育才。爷爷曾在两岭村倾其家中所有，兴办了朝阳乐育高小，为本村乃至周边地区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
　　办学的艰辛众所周知。地方匪患四起，一次，因跑土匪，师生们躲在山洞里读书，不料崖洞突然崩塌，23名师生丧生于内。接着，爷爷又被土匪绑票、烧房。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使爷爷精神上、身体上都遭受到难以承受的磨难，满腹经纶、胸怀壮志的爷爷终因操劳过度，痼疾难抵，于1932年正月初五于陕西省立医院离世，年仅48岁。
　　爷爷去世后，父亲在懵懂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刚满11岁的他，由于家庭突变而失学，背井离乡，流落西安街头。他曾做过叫卖，在店铺里打过杂，因他是个孩子，东家能给一口饭吃、有个窝睡觉就不错了，不但没有工钱，还过着挨打受骂的日子，实在苦不堪言。之后，他去汉中的一个军队医院当看护兵，14岁那年在国民党军队的卫生队里当了一名司药。其间，尤其是在行军路上，他不时地看到一些红军张贴的“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等标语以及苏维埃《宣言》，受其影响，在心中萌生了向往红军、寻找红军的念头。于是，他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去追寻红军的队伍。无奈他人小、涉事尚浅，受了不少苦，几番寻找无果后，最后又辗转回到西安。
　　1934年，父亲由爷爷生前好友陈伯言介绍，到国民政府西安绥靖公署军医处卫生材料厂工作。一年后，上司得知父亲曾在十七路军干过医职，认识拉丁文，将他调到军医训练班参加旁听，学习西医课程。在那段学习过程中，父亲结识了更多的进步青年，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籍和革命文章，相互传递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思想。那一时期，在他们这群进步青年的言谈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延安是他们心驰神往的圣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身在西安的父亲每天买号外，看新闻，打听延安消息，寻找红军队伍去向。为促成国共和谈，红军将领彭德怀亲赴西安开展工作，父亲曾有幸聆听了彭将军的讲话，更加激发了他向往延安、向往红军、向往革命的热情。1936年底，他几经周折从军医处转到革命力量比较活跃的西北化学制药厂从事助理员工作。在这里，他又结识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和朋友，并与他们一起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领导的抗日救国宣传、动员活动。为唤起民众，他们除在厂内开展一些活动外，还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走进农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相关政策。
　　1937年春，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一边积极参加民先队的各项活动，一边在药厂工作，经过努力还被厂方推荐到西北医药专科学校作了一名工读生。父亲是一位好学上进、有思想、有志向的热血青年，学习期间仍念念不忘党的工作。
　　由于表现突出，1937年12月的一天，地下党员徐雪尘(时为中学教师)找到父亲，一见面就说：“你叫周宝航吧？你这个‘少年漂泊者’的苦难经历和追求革命的思想，我们都比较了解，尤其是你向往红军、向往延安的迫切心愿我们也比较清楚，现在组织先送你到安吴革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你没有意见吧？”听到这话，父亲十分激动，连连答应。过了两天，父亲就怀揣徐先生的介绍信，直奔安吴青训班参加学习。为期三周的学习结束后，经过组织审查，他又考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队，成为抗大从瓦窑堡迁往延安的第一批学员。从此，他由一名追求革命的懵懂少年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名真正的战士。在抗大学习过程中，他曾多次聆听毛泽东等革命先驱的重要报告，并在班主任乔冠华的带领下，学习功课，掌握革命的相关本领。
　　父亲曾对儿女们讲过，1938年4月16日，他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从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抗大学习的过程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抗大是一所革命理想的摇篮，更是一座锻造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在那里，他立下了远大的革命理想，更有了忠诚党的事业、一辈子跟党走的决心。
　　历尽艰辛，为八路军办药厂
　　抗大毕业后，父亲又回到了西北化学制药厂，但此番返回，他的肩上已挑起了上级组织赋予他的重要使命。
　　1938年，是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初期，根据地延安急需办一所制药厂，为抗战提供医疗保障。为此，父亲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直接联系后，回到厂里，想方设法积极动员、组织有革命思想倾向、有抗日救国热血的工友投奔延安，加入抗战的革命队伍之中。他力排国民党在药厂里的“抗协”分子的百般阻挠，用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革命理念宣传、动员那些思想成熟、业务水平高的工友，分期分批安全到达目的地。父亲曾为不少工友做过介绍，并促成20多名工友拿着他写的推荐条，先到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再由翁远同志介绍走向革命队伍，奔赴根据地延安。其中较多的一批，有黄展云、吕风岐等8人。不久，这几批工友都赶到了旬邑县清水镇的八路军制药厂，这个厂对外叫陕甘宁边区难民工厂制药部，对内则是八路军后勤卫生部卫生材料厂。
　　当时，经父亲动员由西北化学制药厂过来的人，凡是制药所需的工种，基本上都有人胜任并独当一面，像制酊剂、丸剂、注射剂、片剂、玻璃包装、药棉等等一应俱全。这批同志成为八路军制药厂的中坚力量，使得药厂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所生产出的大量药品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我党我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父亲在这条特殊战线上，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为八路军办药厂的光荣任务。
　　恪尽职守，在商洛工委工作
　　1938年7月初，父亲接到学友、时任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的来信相邀，并经陕西省委派遣，返回商洛从事地下党工作。在回归商洛的路上，为播撒革命火种，他和战友杜景用粉笔书写了多处“坚持统一战线”“联共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的标语。
　　父亲一踏上故乡的热土，就直接找到王柏栋书记，两人促膝长谈，相互交换意见，直至深夜同榻而眠。没过几天，父亲和杜景一同去龙驹寨，与地下党员王士哲接上头，又通过王联络了许多群众，具体了解当地的民情、敌情和抗日救亡等活动情况。他们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不长时间，两岭村一带群情激昂的抗日救亡活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父亲返回商洛参加当地斗争不久，王柏栋书记就惨遭国民党杀害。一时间，刚刚掀起的群众抗日热潮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气氛所笼罩。鉴于此，父亲和王士哲、杜景等以我家为据点，秘密开展抗日工作，力求再次唤起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这段时间里，父亲直接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反映情况，并按照上级指示精神，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38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彭一民同志返回家乡组建中共商洛工委，并由其担任书记，周文斌负责组织工作，父亲负责宣传工作。工委成立后，又增补了雷振杰负责武装工作，米信公负责宣传工作。至此，商洛工委的组织机构基本健全，人员分工明确到位。工委成立后，制定了当前的工作任务，依旧是积极发展革命力量，同时要严惩汉奸，查寻杀害王柏栋同志凶手，为他报仇。
　　1938年秋季，父亲按照商洛工委的安排，和杜景同志一起赴商南县开展地下工作，后又返回武关，利用亲戚关系，成功地渗透到当时的武关民团，通过时任民团团长也是我大舅的田兆丰，发展地下党员，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一段时间里，父亲与王士哲、杜景等同志基本掌握了这支地方武装，并以此为掩护，开展了统一战线下的抗日救亡工作。父亲还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开展地下党员的组织、发展工作，通过他的观察、培养和考验，先后吸收了田爵禄、田锡珍等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担任党小组组长。至此，武、寺、铁、桃一带的第一个党小组正式成立了。
　　父亲在商洛工委工作期间，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积极动员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奔赴延安、安吴、云阳等红色培训基地参加培训，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可以引用在父亲去世的追悼会上，时任商洛地区经委主任陈寿益的原话：“当年，经周宝航同志介绍和输送到延安等地的、现任地师级以上干部就有23人之多。”此话足以佐证父亲为革命殚精竭虑、忠心不二的决心和行动。遵照商洛工委当时的工作部署，我党地下工作者雷振杰、巩德芳、薛兴军带领地下武装，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分别实施了针对杀害王柏栋同志的凶手曹老五、谢孝廉的行动并取得成功，为王柏栋同志报了仇，为当地群众除了害，并圆满地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
　　在商县县委工作的日子
　　1939年5月，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根据组织安排，父亲与米信公一起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举办的党训班，一个月后重返商县，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0年2月，遵照陕西省委指示，原商洛工委由新设立的商县县委所替代。同年3月，在巩家湾小学正式成立了中共商县县委。县委书记由王连成担任，巩德胜、刘丹东、王士哲、王庆华和父亲当选委员。从这时起，商县县委带领着党员干部以及广大群众，继续广泛开展一系列抗战工作，卓有成效地发挥着党在地方的领导作用。
　　县委成立之时，就认真分析和研究了不少当前工作，比如建立和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继续发展民先队和共产党员，以壮大革命队伍，并积极选拔和推荐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去陕甘宁边区参加培训，加以培养；争取一切机会使我党的同志打入国民党政权内，以隐蔽的身份为党工作。这些都是那一阶段我党开展地方工作的重要方面。另外，在对敌斗争中还要找准目标，研究、做出了惩办反共顽固分子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的决定。
　　事后，为了避免敌人的反扑和清剿，根据上级组织的指示，商县县委的领导和同志全部分别转移。父亲和彭一民同志一块转移，彭一民同志去了延安，父亲去了陕西省立医院，并以调剂员的身份作掩护，与留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刘彭勃一道开展与商县党组织的联络工作。
　　1940年10月，商县的形势十分险恶，省委指示将商县县委迁往蓝田，实行异地领导。父亲接到指示后，即刻去了蓝田，在鹿走镇中心小学化名王永恒，以教书为名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同年10月，商县县委接省委指示，重新组建蓝田县委，由王连成兼任蓝田县委书记，赵子和委员分管组织工作，父亲和谢维杰委员分管宣传工作，陈志正委员主管武装和统战工作，父亲同时担任鹿走镇的党支部书记。1941年，从抗大学习返回的陈忠茂同志增补为县委委员，主管武装并兼任商县抗日游击队队长。1942年2月，从中央党校学习返回的巩德胜亦被增补为县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之后陈忠茂返回商县，组建游击队。期间，我父亲为这支队伍筹集枪支、军需等物资，为其筹建和发展商县抗日游击队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障，为游击队以后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1年8月，商县抗日游击队司令带着20多人从商洛辗转到蓝田鹿走镇吴庙村待了10多天。有一天，巩德芳和4位同志外出时遇到了众多的国民党联丁。联丁把他们当作壮丁抓了起来，并准备上交，紧急时刻，父亲迅速找到地下党员陈志正商议营救措施，后由陈志正出面，找到联保主任张建勋，向其解释这几个人都是王先生(即我父亲)的乡党，要求放人，张建勋听说后才放了人。巩德芳一行人化险为夷，回到住处，随即率领队伍离开了此地。
　　1942年9月，商县县委在蓝田吴村庙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部分县委成员返回商县开展工作，父亲仍留守蓝田。王连成、巩德胜在返回途中，经丹凤蔡川时被叛徒王克发出卖被捕。紧接着，10月14日父亲和谢维杰也在蓝田被捕。由于叛徒的告密，先后14名地下党员入狱，致使商县县委、蓝田县委组织惨遭破坏，损失巨大。
　　宁死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
　　父亲在蓝田被捕入狱后，敌人将他押解到商县监狱，由国民党西荆公路警备司令部负责审讯。虽然挨过了三次严刑拷打和非人的审讯折磨，父亲没有吐露一个字，也否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由于证据不足，无法判决，敌人便将他长期关押。在狱中，父亲和王连成、巩德胜、张银治、王柏桢、谢华、陈志正等同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先后联络了入狱的共产党员，建立起秘密的党小组，选举了王连成担任小组长。他们团结难友，利用放风送饭等机会宣传抗日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并教育、争取监狱看守人员，启发他们的觉悟，让他们从同情转化为支持革命。
　　在狱中，父亲他们还制定了越狱暴动计划，准备利用每天晚上排长来点名时的机会一齐动手，先将看守和排长抱住，由王连成和父亲负责夺枪举行越狱暴动，狱外由陈忠茂领导的游击队做好接应。越狱工作秘密地进行着，他们还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捡回了一根大铁钉，将王连成、巩德胜等5人的脚镣、手铐逐一打开，张银治的脚镣已可取下，父亲脚镣上的钉子也已摇活，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越狱暴动的工作即将开始。
　　但没有想到的是，越狱暴动计划却被当时关押在同监的地方土匪首领察觉并告了密，土匪闫五也在审讯中供出了我党越狱的行动计划，越狱暴动随之失败。国民党采用了抽皮鞭、压杠子、烙铁烫、灌辣椒水等酷刑对付我党同志，但我党同志个个意志坚定，不吐一字，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
　　1943年6月25日，他们得知第二天国民党要以“土匪罪”执行几位同志时，王连成、巩德胜和父亲一同在狱中练唱《国际歌》，准备在刑场上唱着慷慨就义。到了第二天，王连成、巩德胜被先后叫出，父亲趁机爬向监狱门口，却被看守踢倒在地，骂道：“你急的死呀！”王连成、巩德胜同志就此光荣牺牲。
　　之后，同为地下党员的母亲田兆英(化名李素兰)受党的指示，从蓝田返回商县营救父亲。母亲找到爷爷生前的朋友，托他们出面具保，家里变卖了20多亩地，并把母亲从娘家筹集到的大量银圆一并用于疏通牢狱关系。时逢国民党西荆公路警备司令部将要撤销之时，父亲终于在被关押了一年又11个月之后，于1944年9月被爷爷的朋友周乐天、王廷飏出面具保获释。因为在狱中受到巨大摧残，父亲双腿的胫骨上留下了永久性的一指深沟渠，并患上了严重的“空洞型”肺结核，不得不长期在家养病，于1973年3月1日去世。
　　父亲光荣的革命经历，表现出了对党无限忠诚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让我们晚辈无不敬仰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