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听朋友吴相阳说到“知青茶”时，大惑不解，一头雾水。我问他：“知青茶是青茶吗？”他笑了，继而解释说：“当年咱们县上有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原来的青铜区梅花公社插队，和当地农民一起种了一片子茶叶，后来人就把那里的茶场叫知青茶场，把那里产的茶叶叫知青茶。”他知道我对茶文化比较感兴趣，便约我一起，在一个周末驱车前往青铜关镇相中村（即过去的乡中大队）原梅花公社林场——知青茶场，去追寻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
　　听说知青茶场在相中村一个叫岭头的山上，我们就在青铜关镇相中村委会稍作停留，想找一个村干部给我们带路。
　　相中村曾经是原镇安县梅花公社政府所在地。古代官府在这里设有梅花铺，是金州(安康)通往长安(西安)的必经之地。梅花铺古有渡口，是汉江上游南来北往的水旱码头。可以想象，在这条官道上的梅花铺曾经是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之地。
　　1997年，梅花乡政府撤销并入青铜关镇，各机关单位撤走。今天的梅花铺只剩下几户人家，冷冷清清。
　　在路边一个千年古银杏树下，我们和几个村民谈到当年有一群知青来梅花公社插队的事，一位老者告诉我：“这一帮子年轻娃娃就驻扎在我们梅花公社，公社还专门为他们建了一幢知青楼。这些年轻娃们住了三年时间都回到城里去了。”
　　梅花铺距离知青茶场还有几十里山路，村支部副书记程照祥带我们一起上山。
　　小车沿着又窄又陡的水泥路盘旋而上，不知拐过多少弯，终于爬到“离天不远”的山顶上。沿途可以看到零零星星的茶树，面积不小但却不成规模，稀稀拉拉的，一看就知道由于没有很好的经营而荒芜了。
　　我们想找一个知情人了解一下当年知青在这里种茶的具体情况。村干部程照祥说，岭头上的聂户宝老人最知情，他当年就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这个人正好就在附近住着，车子在一个拐弯处停下来，我们走到他的门上，老人刚好在家里。今年80岁高龄的聂老依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提起当年兴建茶园的那段往事，老人打开话匣子与我们侃侃而谈。
　　那是1973年，青铜区梅花公社积极响应县委号召，大力发展茶叶产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奋战三个月，建设万亩茶园”。计划在乡中大队第四、第五生产队的岭头发展5000亩，在前湾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王家岭发展5000亩。就在这年秋季，全乡组织几千名劳力，集中在岭头和王家岭两面坡上搞“大会战”，开挖条田种植茶叶。
　　当时，王家岭和岭头两个建设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
　　老队长聂户宝回忆起当年全公社搞大会战的壮观场面，激动得手舞足蹈。他动情地说：“上千人集中在我们大队的四、五队挖茶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他不仅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1973年秋季和第二年春季，全公社劳力“大会战”，条田开挖岀来后，公社从江浙一带调回10万斤茶种，全部播种在岭头和王家岭两个茶园基地。
　　从聂户宝老人家里出来，我们继续上山，一直上到山顶。在一片树林里，有7间残留的石板房，其中5间正房、两间斜房，5间已经垮塌，只剩下两间在风雨中飘摇。
　　当地人说，那就是知青茶场，知青们上茶山劳动时就在里面住。目睹这些破败的场房，我想象着40多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如何在这片荒山秃岭上开挖茶山，挥洒热血和汗水……
　　二
　　茶园建起来了，当务之急就是需要有人去管护茶园。梅花公社决定成立公社林场，将老综合厂的全班人马变为林场工人，负责茶园建设和管理，并在全公社抽调118名青壮劳力充实到林场。
　　场长王孔志，指导员邓成兴，会计李长有，伙食管理员柯玉发，生产管理员毛全堂，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还先后从河南、安徽、湖北请来技术人员指导茶叶生产、经营。
　　林场按照军事化管理，分成两个生产排：一排负责王家岭茶园管理，驻扎在王家岭；二排负责岭头茶园管理，驻扎在岭头。一排排长柯玉发，二排排长毛仪槐。
　　为了尽快掌握茶园管理技术，培养一批不走的人才，县上决定，由财政局干部苏福志带着梅花林场的柯玉发、纪洪发去紫阳县学习茶叶生产管理技术，3个月学习期满后回到茶场当技术员。
　　这时候，县上一批知识青年被分配到梅花公社，成为茶园建设的新生力量。
　　曾经在梅花公社林场管伙的柯玉发回忆起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当年与知青们搅和在一起的日子让人难忘。这帮知青确实吃了不少的苦，但是苦并快乐着。知青们来的时候，就和林场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三
　　1975年5月，县委知青办分配23名知识青年到梅花公社劳动锻炼。
　　刚到梅花公社时，女同学集中在姓吴的农户家里，男同学分别安排在4户人家，住的都是石板房，点的煤油灯。后来盖起了6间两层土楼，两人一间分开居住，过着集体生活。他们与三四十名从各生产队抽调的民工同吃一锅饭，同干一样的活，平时在林场茶山劳动，挖条田、栽茶树，夏收秋收季节回到各自生产队参加劳动。23名知青分别分到青梅、乡中、前湾、百胜4个大队11个生产队，女知青落户在乡中二、三、四队，都是条件比较好的生产队。一年后，一部分知青去了云镇、铁厂知青点。梅花知青点只剩下10来个人。
　　老知青王菲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还激情澎湃。他说：“我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那片土地，生命中有了这一段过往，值得永生铭记。”他拿出一份尘封45年的红头文件，文件里有分配到梅花公社名单：党振平、于兆生、贾学年(女)、王军萍(女)、何邓、芦军霞(女)、崔晓鸿、郭凤武、王书良、贾春香(女)、万安平、张颜平、张西梅(女)、熊银花(女)、方颜明、焦振玉、贾学琴(女)、杨丹江、王菲莉、陈仲绪，还有黄丹平、张耀新、肖绪仁等，16个男生7个女生，共23人。后来又补充了平田华。组长党振平，副组长于兆生、贾学年。在这份文件里，还有15人被分配到城关公社，参加北城坡茶园建设。这便是这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见证。
　　他们从城里来，与林场工人一起上茶山开挖条田，管护茶园。
　　四
　　1975年夏天，王家岭的茶苗开始“走症”，叶子一天天地变黄，继而大面积死亡。经过专家分析得出结论：这一带土壤呈碱性，不适宜茶叶生长。
　　茶树是酸性植物，对土壤的酸碱度比较敏感，只能在pH值4.0～6.5的土壤中生长，最适宜pH值4.5～5.5的微酸性土壤；土壤呈中性时茶树生长发育很差；呈碱性反应时，茶树会死亡。
　　王家岭数千亩茶园就这样前功尽弃，彻底毁掉了。由于没有提前做好土质化验，盲目上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一切都付诸东流。但是，岭头的茶园大部分茶苗长势良好，知青们又集中在岭头参加劳动，建设茶叶基地。
　　上岭头的路程来回三四十里山路，他们起早贪黑，一大早从知青点上山，夜深才下山回到知青点，一个个手上磨出血泡，又长成厚茧。因风吹日晒，个个都晒成了“黑包公”。
　　集体生活让他们也感到快乐，一起上山劳动，一起睡大通铺，一起吃大灶。后来虽然有了知青楼，条件有所改善，但还是过着集体生活。
　　刚来时，这些吃“细粮”的娃娃们吃不惯粗粮。有一次，伙上做苞谷馍，一些知青不想吃，剩下好多，有一位家里困难的知青悄悄带回宿舍贮藏起来，等饿了时吃。过了几天，这些人肚里的油水被刮光了，晚上饿得慌，看着那位知青啃着苞谷馍，垂涎欲滴。他们一再乞求，得到了一点“施舍”，啃着几天前还不想吃的苞谷馍，觉得比吃什么都香。
　　五
　　曾任商洛日报社社长的何邓，就是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洪流中的一员。
　　他在《我的知青岁月》里写道：“我们这届知青首次以大集体知青组方式安置，户口分散劳动集中，二十四个知青分在四个大队，一个生产队落户两名知青，除每年夏秋回队夏收、秋收外，平时集中在公社林场劳动，年底时林场按各知青的出勤情况把工分统计汇总转到生产队，按工分参与所在生产队的粮食和副业收入分配，同时顶替了本应从各队平调到公社林场的劳动力，生产队也乐于接受，知青的管理也便于集中。”
　　知青们被分配到各生产队，又以生产队抽调的名义参加茶场劳动，队里分给口粮，原粮45斤折合30斤交给茶场大伙上。这些吃“商品粮”的，又吃上了“农业粮”。
　　电话上，我问及何邓在梅花公社茶场那段青春岁月的感受时，他爽朗地笑着说：“当然是一生受益嘛！你想想，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再难的事不能克服的？知青岁月锤炼人吃苦耐劳的意志、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让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初心，那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
　　是啊，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何邓回忆起与大家一起劳动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
　　平日里，劳动由知青组长与林场场长联系，给知青派活儿，统一上工地，统一收工。茶山就是他们的“战场”，开垦条田，清除杂草，播种茶籽，管理茶园，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这伙知青来自小城镇，中学阶段常有劳动课，还算勉强撑得住，比起大城市下来的知青幸运多了。
　　他们里面有位叫方颜明的知青，父亲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秘书方长德，因文革受牵连，下放到镇安，后任过县工交局局长、财政局局长。小方自幼在西安市长大，干起活来不得手，手上打起了血泡。他和何邓分在青梅大队，夏收割完麦子，何邓掮80斤麦子，方颜明掮40多斤麦子，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两腿直打闪，非常吃力，走一会歇一会，浑身汗湿透了。何邓见他落的太远，实在走不了，又折回去帮忙。他们在生产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六
　　茶场劳动实行定额管理。如挖条田，挖二尺宽一尺深的10米长条田，经验收合格，计10分工，超额加分，达不到扣分，不合格的返工。
　　生活艰苦，又是干体力劳动，晚上肚子饿，有时当地老百姓家过丧事，党振平就悄悄带上几个知青一起去“坐夜”，真实目的是想等到半夜吃夜宵，混一顿饭吃。那个时候肚子饿，只要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知青们把青春播撒在茶山，岭头上的每一片茶叶都倾注着他们辛勤的汗水。岭头上的茶树在他们的精心管护下，一片片茁壮成长，郁郁葱葱。
　　看着茶园初具雏形，知青们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苦中有甜，苦中有乐。回忆起往事，曾经当过知青组组长的崔虹(又名崔晓鸿)深有感触。他和爱人王军萍是一起在梅花插队的知青，也是这群知青当中唯一一对修成正果的夫妻。谈起他们的爱情，王军萍只吐出4个字：互相帮助。
　　当时有一个说法：革命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他们因为互相帮助而产生爱情、收获爱情。
　　七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参加高考和招工招干。公社林场解散了，茶园交给梅花公社乡中大队四、五生产队经营。
　　曾经在茶山劳动锻炼的知青们一个个离开了梅花公社，离开了为之奋斗的茶场。他们当中有两个考上了大学，成为天之骄子。平田华就是其中之一，现任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物管中心主任。他是西安蓝田人，“文革”时随父母下放到镇安，不满10岁转学到镇安城关小学五年级，自幼天资聪慧，肯动脑筋，1978年考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一部分知青招干进了机关单位，大部分招到回龙铜矿(二台子金矿)或其他厂矿企业当工人。方颜明随父亲回到首都北京工作。
　　八
　　知青撤走后，茶场由生产队集体经营了几年。1986年，茶园开始有了一定的收益，梅花乡政府收回茶园经营管理权。当地农民黄金虎与4户农民承包了茶园，与乡政府签订了8年承包合同，每年给乡政府上交50斤茶叶。
　　这个时期，有一定规模的茶园有五六百亩，一年产1000多斤茶叶，一斤茶叶卖二三十块钱，后来卖五十多块钱。
　　8年承包期到了后，合同终止。由于茶叶市场销售不畅，茶园无人管护，大面积荒芜，导致破产。
　　近年来，镇安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西安星昶林公司，在相中村投入大量资金，复垦老茶园、开发新茶园上万亩。同时，引进黄茶品种，去年和今年春季先后从福建调运黄金芽优质茶苗238万株，栽植黄茶1000多亩，有望再现昔日知青茶场的辉煌。
　　九
　　2018年5月12日，当年在梅花插队的11名老知青还有几位老同学，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沿102省道南下，过了晏家河，到了火石梁，便是他们朝思暮想的梅花铺。阔别40多年故地重游，回首往事，一路欢声笑语。
　　知青们的老朋友黄老大早早地安排好了伙食。车子停下来，黄老大夫妇和邓永银等乡亲们迎过来，双手紧握，问长问短，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有说不完的话。
　　崔虹介绍说，黄老大就是黄良发，他的父亲黄从银原是梅花公社前湾大队支书，当年对知青关爱有加。
　　黄老大领着他们一起来到老公社旧址、知青们曾居住的地方。知青楼早已拆除，变电所在旧址上盖起了楼房。东边留有一间石板房，是他们住过的地方，破旧的房子勾起了知青们的回忆。旁边的供销合作社、梅花中学还有其他单位都已无踪无影。时间可以抹灭一切，但唯一抹不去的是人的记忆。知青生活，成为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他们打着红旗上山，去寻找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回想当年上中梁子、将军山、王家岭做活的羊肠小道，刚开始走时步履艰难，后来走习惯了，掮上一捆柴火利利索索。3年上山下乡的锻炼，为他们日后的生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受到黄老大一家热情款待之后，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来到过去的乡中一队，看望当年的老队长柯美升，接着又来到乡中三队，看望芦军霞、王军萍2人当年的房东周仕珍大嫂。40多年过去了，他们一见面都能认出来，相互叫上名字，拉家常，诉衷肠。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拉不完的家常，说到伤心处泪流满面，说到开心处开怀大笑。
　　时光如白驹过隙，40多年过去了，曾经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如今都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当年只有18岁的贾春香故地重游，在《难忘插队故地梅花》里这样写道：“那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日出而作，学会了春播秋收，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感情，磨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天翻地覆慨而慷。”
　　是啊，今非昔比，如今的梅花正如当地一位老人形容的那样，乡亲们的生活“就跟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