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可立，商州东背街人，幼贫苦学，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任山海关兵部主事，镇守山海关。接着，他升任山西省正治卿。
　　山海关乃明代军事要塞，邵可立镇守有功，不但官升至从二品文官，他的雕像也与戚继光、袁崇焕、顾炎武一道，被镶嵌在山海关城墙上，教化后人，声名远播。他还曾力劈阉党，朝野有声。
　　史料记载，邵可立是从商州走出去的名宦，能文能武。从邵可立写的两篇文章中，可窥见他的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现存的《商守龚公去思碑》中，他曾称赞商州知州龚淳“与岘山同其高，与天地同不朽”；在另一篇称赞商州知州张诚庵的文章中，他评价张诚庵“七载为政，百美具奏”“公清如水，上下际泰”。很显然，邵可立崇尚清廉。无论是镇守山海关，还是在正治卿任上，他始终都想着要留清白在人间。
　　由于他追求清正廉洁，所以秉公执法，无私奉献，史料明确记载他“为官清廉”。邵可立把清廉贯穿在为官的整个过程中，用实际行动在朝野上下树立了良好口碑。加之政绩卓著，崇祯皇帝朱由检不但赐予邵可立金带，还赐予他金匾。现收藏于商洛市博物馆，崇祯皇帝这样题道：“干将莫邪，国之利器。”康熙皇帝也慕其贤名，曾授金匾予以褒扬。
　　应该说，清廉使邵可立折服人心，名扬天下。
　　在位的邵可立，始终保持着当官为民的本色；退下来的邵可立，晩年回到商州老家，更是注重保守晚节。据史料记载，邵可立“居家淡素”，被奉祀于商州乡贤祠。史料显示，魏忠贤同党崔呈秀诱邵可立出山，他谎称有病拒绝。显然，他不与魏忠贤同流合污，洁身自好。在明朝后期朝廷被文官绑架的大环境中，邵可立不为所诱，这正是“淡素”之所见。在老家期间，商州遭受自然灾害，邵可立便捐出皇帝赐予他的金带赈济灾民。皇帝赐予的金带，乃至高无上的荣誉，邵可立顾不上这些，只想着赈灾济民，彰显了“为民”和“淡素”的本色。
　　“为官清廉”“居家淡素”，邵可立的所作所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