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安澜(1851～1919)，本名晏文采，字海澄，号丹右，别号虚舟，镇安县北阳山庙坪人(今青铜关镇悦爱村)。光绪元年，省试中举人，两年后中进士，先后被任命为户部山东司主事、升员外郎，度支管榷司郎中兼司长，盐务处提调、盐政院院丞，会典馆、礼制馆、编查馆、资政院等纂修、监修、顾问、咨议，四川盐运使等职。
　　情系家乡
　　晏家世代以耕读传家，晏安澜4岁开始认字，10岁到距家十余里的安康旬阳进士程西园学馆读书。当地山高坡陡，行走十分艰难，可他风雨无阻，从不缺课。艰苦的环境和大自然的熏陶，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培养了他朴实的性格。同治五年，其父听说山阳县赛鹘岭的潘家亭先生以孝廉著称，便把安澜送去读书。他不负父望，读书更加勤奋，熟读经史子集，在县试和州试时均名列前茅，受到陕西学使吴清卿的赏识，被推荐到三原宏道书院深造。光绪元年(1875)，省试中举人，两年后中进士(三甲共录进士329名，安澜位列169名)，先后被任命为户部山东司主事(主管各省盐政)，开始他的盐务管理生涯。
　　走上仕途，晏安澜离家越来越远，但他始终不忘故乡和乡亲。他回家多是便服，而且提前十里下轿，步行回家。在北京做官时，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孝，期间去塔云山游历，知悉修建资金匮乏，山上没有仙馆供游客居住，当即写信给陕西巡抚申请修建资金，寻求当地社会贤达赞襄资助，修建了一座“塔云仙馆”，方便了远近的香客游人。他还惦记家乡的农业生产，在上海海关仓库检查时，带回一些美国良种小麦，交给家乡农民试种，这种小麦穗大粒饱晶莹剔透，被人称为蚂蚁蛋麦，很受乡民喜爱，不仅在镇安得以推广，还推广到邻县及关中地区。
　　晏安澜也很关注教育发展，保护生员权益。光绪末年，陕西蒲城知县李体仁殴打蒲城小学教员常自新(同盟会员)，拘捕学生，封闭学校。受害者上告后，官方袒护知县，致使冤沉大海。晏安澜在京得知后，邀约在京陕西同仁再三呈奏，伸张正义。清政府迫于压力平复群众公愤，将有关人员革职查办。
　　晏安澜从事盐政研究外，爱好诗文，儒雅博学。他在考察盐政之余，饱览祖国名山大川，留下众多的诗文。如在《老云峰寺》中写道：“宝相金姿原是幻，琼楼玉宇亦多寒；游人莫作炎凉态，只要登临眼界宽。”意境深邃，气势豪迈。他为塔云仙馆题写的楹联“五千言为道德宗，玉振金铮，今古乾坤真橐龠；百二关乃神仙薮，鸾翔凤翥，汉唐宫阙此蓬瀛”，襟怀开阔，境界博大，将塔云山放在出现过汉唐盛世的陕西来思考，凸显了塔云山壮美，也展现了他对家乡的热爱。
　　致力盐务
　　镇安地处秦岭腹地，晏安澜自幼深知百姓食盐十分困难，从事盐务之后就思考：既然我国盐的资源十分丰富，为什么不能使这些天然资源充分开发达到国裕民便呢？为此，他钻研了唐代刘晏盐法和清代于文成盐法，悉心整理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两淮盐纲，研究各种盐法实施时的利弊。他凭着勤奋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结合在工作中积累的盐务方面的经验，撰写出《盐法纲要》。这部著作的出版，受到很高的评价：“陕儒官有声绩者二人，一为三原王宏祥纂《赋役全书》，一为晏安澜纂《盐法纲要》。”
　　晏安澜务真求实，为办好盐务，常去江浙皖豫湘鄂赣7省食盐产销地进行考察。纵是路途艰险，他从不畏惧。当他到达皖北渡淮考察时，时值炎暑，河水猛涨，属员建议改期考察，但他毫无惧色，不避艰险，乘一小舟强行渡河。在村口路边，在庙宇集市，在山涧河边，处处可见他同当地老百姓谈心。他从百姓那里了解到，盐商不仅在盐里掺泥沙，还囤积居奇，加上盐税繁苛，盐价普遍很高，许多地方的百姓因买不起盐而吃淡食，他十分揪心。得知香港、澳门、广州湾各租界成为来自西贡、椰东方面私盐避风港，晏安澜对此非常激愤。他认为：“我国沿海万里，内地十余省均产盐，且盐利甚巨，外人垂涎我国盐利日久，如不极力开发国产盐的销售市场，我国盐利必流失国外。”通过对7省盐务实地调查，晏安澜对盐区利病洞彻无遗，经常伏案秉烛夜读，日夜苦思盐务改革，因地因时制宜地提出了产、运、销并重的措施，颇受重视；上书对盐政管理应“一事权，明法令”，即盐务要隶属中央，各省专设盐官，并增设奉天盐运使、四川盐运使和山西省北盐务总局，改盐政处为盐政院，加强对盐务的管理。后来，他又编纂了《两淮盐法录要》和《产盐州县地理志》。
　　经过长期盐务管理工作的实践和对盐法的钻研，晏安澜终于在宣统二年拟出“归并盐厘，统收分拨”(综收价、并局所、严巡缉、定引界、清残纲、征关盐)的办法。此法经清政府批准，在全国推行后，裁课厘、杂捐诸目统名盐税。当盐税统一后，食盐调剂运送，减少盘剥，盐价便宜了一半。淮北十四州老百姓欢欣异常，许多群众在集市上集会庆贺，赞扬他的功绩。正因为他心中想着百姓，不忘百姓无盐可吃的苦楚，在盐政这条道路上，才会越走越远，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局面。
　　民国元年(1912)，晏安澜任四川盐运使，住泸州。他深入各产销厂岸、盐场巡视调查，革弊兴利，设盐运公司，以便调剂运销，辐射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盐务，终于使四川盐政出现崭新气象。时值南北兵事相峙，城内官员多避难离城，独晏安澜留下料理政事，受到各方好评。自晏安澜莅任，四川盐税每年超额收入900万两，国家收入倍增，商民欢庆改革去除了“加价”“杂捐”之苦。在蜀任职期间，蜀民常言“我辈食德受恩”，德政之声远播，中华民国政府特授晏以“二等文虎章”“二等大绶嘉禾章”。蔡锷将军曾给晏安澜来电：“今之蜀士非公莫治，今之川盐亦非公不能振。”直隶督军曹锟闻讯后也很受感动，即发“各军遇盐船，只准查验不准刁难”的手令。可见晏安澜德政声名影响之大。故晏安澜去世后，国史馆立传，出版《晏海澄先生年谱》。四川乐山县牛华溪建祠以示景仰，祠中供奉晏安澜遗像，匾书“有功于民则祀之，寄托蜀人的追思”。
　　廉洁奉公
　　晏安澜一生不但勤政为民，在盐政建设上有很大贡献，而且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晏安澜在清军行营营务处兼办督操。在办理营务期间，他恪尽职守，经常策马先行，对营宿地的安排井井有条，对粮秣的供需胸中有数，对日军行迹、运送辎重情况更洞察详细。在参战期间，除军务外，还非常关注民情，关心百姓生活，得知宁远州(今辽宁兴城)和锦州老百姓饥馑待哺和因清军骚扰无度、畏清军甚于日军，甚至多有通日者，晏安澜在札记中写道“凡寇皆不可纵，凡民皆不可扰”，严令属下不得扰民。光绪二十一年，锦州、海城之役因清军散无统纪而受困。晏安澜请令节制诸将，先径侦敌督战。
　　晏安澜作风干练，反对繁文缛节，倡导清廉勤勉。任四川盐运使期间，他到各盐场巡视时，为了避免官员迎送，经常在暮色或晨曦中赶路。一次从云阳盐场到奉节去，天未亮就通知属员启程，有人提出天亮再走，他说：“何必为送我一人而让很多人劳神呢？”当送他的人赶来时，他已经坐船走得很远了。
　　晏安澜不仅自己做到勤政爱民，还注意培养属下的年轻人，教诲他们要“居官宜廉，服务宜勤，处事宜公”。属员中有几个留日学生，他从多方面教导和启发他们上进，为国效力。其中的李景铭、张茂炯两人，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财政界的知名人士。
　　晏安澜一生俭朴，素日布衣布履，宴客时羹菜从简，对贫困朋友常解囊相助。在京多年居商山会馆，无私宅。直至68岁退职时，才在北京购宅一幢。
　　2012年，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经过梳理、分析和研究，将陕西精神定位为“爱国守信，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20字。晏安澜以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卓越贡献，被选入“尚德重礼的陕西人”文集，成为陕西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商洛大地仅其一人入选，镇安人为之自豪、为之骄傲。
　　为了纪念这位家乡名人，镇安县在建设绣屏公园时，也修了“安澜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晏公成了后生俊学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