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中举，43岁中进士，54岁任陕西省镇安县知县，在镇安8年，因政绩“时推陕南第一”，61岁调任凤翔大县任职，但他以高堂无人敬奉为由，辞官回家教书，门生年达数百人以上，直至终老。离开镇安那天，他赢得了“父老攀辕哭”的动情挽留。他就是清代廉吏聂焘。
　　聂焘(1694～1773)，字闲有，号环溪，湖南省衡山人。清雍正十三年中举，乾隆二年中进士，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8月任陕西镇安知县，乾隆二十年调凤翔。
　　在中国古代，知县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最低一级官员。聂焘的仕途生涯都奔波奉献在镇安，留下了许多“以实心行实政”的丰功伟绩和勤廉故事。8年间，他垦荒田、筑道路、设义仓、除恶患、兴桑蚕、建学堂、纂县志、遵父训，节衣缩食，3次捐俸银助修道路办义学。他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以实心行实政的所作所为，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为镇安留下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更是代代相传的实干精神。
　　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很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关注着儿子的做人和为官之道。
　　镇安“九山半水半分田”，200多年前山民出门翻山涉水，每年夏秋洪水暴发，桥筏俱无，行人坐守，日则饥饿，夜则栖岩，有淹毙河中者，有为虎狼所食者，唯春冬可行，而秦岭万仞冰雪。聂继模唯恐爱子在条件艰苦的小县为政不勤，遂派人护送聂焘之妻，怀揣着自己写的一封《诫子书》远赴镇安来寻聂焘。《诫子书》以“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开篇，提醒聂焘在习惯养成上“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居官者，宜晚眠早起。”在为官之道上，教导聂焘对下属不可“过行琐责”，要“御之以礼，抚之以恩”“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他还要求聂焘“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须澄心静坐，思着地方事务。”在工作上，建议聂焘面对“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面对“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须不时奖劝”，且“不可强唤”；面对教育问题，指出“秀才文理晦塞，耐烦开导，略有可取，即加奖劝”；对“劝农”“劝学”二事，强调“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种子播地，自有发生”，“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尔”。《诫子书》的一腔家国情怀，以及情理通透、颇为实用的做人、做官之道，不仅成就了聂焘的仕途荣耀，更为当时穷苦的镇安百姓带来了福音。
　　聂焘说：“志在利禄者，易生厌烦愁穷之心，若志在民生者，更当切休养生息之念。”遂致力于民生，充分体察民情，谋求治理方略，开辟小邑，为民造福。这位人人叫好的知县，其代代相传的精神有三点：
　　一是为民。明末，镇安原上中下三等地共1278顷29亩，追至乾隆初年，有熟地127顷38亩，无主荒地达1150顷91亩。他采取招抚流民、申报户口、劝民垦荒、奖励升科、给照为业、减免科赋、革除里下杂派等一系列重要措施，湖广、江浙、巴蜀等地流民纷至沓来，开荒种地，发展生产。据《镇安县志》载：乾隆十三年他上任时仅有784户4026人，乾隆十七年发展到2562户8971人，新垦地500多亩，储仓粮3060多石。镇安旧置两处社仓，东西相距120里，南北相距四五百里，百姓借还仓粮跋涉艰难。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他捐俸银213两，分建南(今东坪乡)北(野猪坪)社仓两处，各仓储粮1200石，解决了百姓借还驮粮之苦。为开发镇安，聂焘从江浙招募缫丝匠人，引进栽桑养蚕技术，教民兴桑养蚕，纺纱织布，自给自足，兼而兴商。随之城中小店小铺相继开张，小农经济日趋活跃，上缴朝廷税银一两不少，百姓收益逐年有所增加。
　　二是务实。据《镇安县志》载，乾隆十四年至十六年，聂焘筹资开凿镇安至西安之间的悬崖碥路200公里，同时修复了水毁的镇安通往西安的楼子石要道；继而捐银240两，增修山间碥路20多公里。全县多处道路交通的“瓶颈”被打破，不断增加的信息、物流成为当时镇安的新亮点。面对山林猛兽，聂焘晋谒陕西制台，以求防范之法。省府遂“制短枪、火药”发放到县，县上“复募猎户，专散四乡。时打虎数只，择其大者，送省呈验。尹总督喜，赏打虎人银两，发还原虎”。巡抚陈弘谋闻之，“亦喜山民除兽患，晓谕全省仿效”。针对个别乡民顽固不化，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甚至酿成人命的实际情况，聂焘断然判处殴死人命者以极刑，“合计除去五患”，时人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此后镇安虽未实现夜不闭户，但道不拾遗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聂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从根本上扭转镇安贫穷落后状况，倡兴山城文化教育事业。乾隆十九年，建“启秀山房义学”于东门，清查五郎江口学田学租、废寺田产资助师生。镇安之有义学自此始。聂焘还在其编纂的《镇安县志·风俗》概述里说道：“风气淳庞，俗尚捕野。虽处关陕，而性情和平。无强悍难驯之习。”他还极力倡导从婚配入手，自上而下狠抓讲文明、改陋习、树新风。比如，聂焘在给陕西巡抚陈弘谋的报告中尖锐指出：“夫妇为人伦之首，无论贫富贵贱，必须年岁相当，庶几永期偕老。……止图贪得财礼，不顾子女终身，最为忍心害理。”而将“慎重婚配”，赫然列于“教养民生”这一事关全陕兴利除弊告示落实情况的首位。
　　三是清廉。8年间，聂焘一共捐俸银480多两。按照清代的工资标准，一个知县的年薪是45两银子，外带45石大米，一石大米平均折合一两纹银，年收入不过100两，而他把一多半银子都交给了这片土地。这正如他的父亲聂继模所期望的“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家身计”。
　　2008年，镇安县以《花鼓县令》为蓝本，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镇安花鼓”和“镇安渔鼓”为主要表现形式，精心创作编排出大型花鼓历史剧《聂焘》，真实再现了200多年前的聂焘在任8年间“以实心行实政”，彻底改变镇安农田荒芜、民不聊生现状的感人故事，精心塑造了一个勤政为民的古代清官形象。
　　2018年，镇安县纪委监委在镇安县绣屏山建设聂焘廉政文化园，以聂焘事迹为主要表现载体，打造“两核”“三路”“四区”“十景”的廉政人文景观，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聂焘廉政文化园中，有一幅巨篇浮雕，雕刻着《诫子书》原文，传承好的家风家训；有一座亭子格外显眼，上书“聂翁亭”3个大字，两边分书“为父当比乐山翁(聂焘之父)，做官要赛聂家郎”。这既是对聂焘的推崇，也寄托着百姓对清官廉吏代代相传的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