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田兆英
文章字数:3970
她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在王柏栋的教育、培养下投身革命,光荣入党。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她一直努力工作,在组建妇救会、辗转各地从事地下工作中,默默无闻地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追求。
我的母亲田兆英,又名田宝菊,1917年5月出生于丹凤县武关镇田氏八大家中的兴隆甡记之家。我的外公田申廉国学功底深厚,精于岐黄之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造福桑梓,不计报酬,是远近闻名的“善人”。他思想开明,倾力资助身为地下党的子女,掩护地下党员周宝航、杜景、王士哲开展工作。在女婿周宝航被捕后,出巨资营救。大舅田兆丰时任武寺铁桃联保主任,思想开明,收留地下党并支持他们开展工作。二舅田锡候时任武寺乡国民兵教练,倾向革命,聘任地下党员周宝航、杜景、王士哲为教练,将受训的500多人交给他们管理和训练,接受革命教育,1949年协助地下党劝降武寺乡公所警保人员,并率其起义。
受革命思想启迪,光荣入党
母亲田兆英从小就在我爷爷周芝祯兴办的茶房两岭子朝阳乐育高等学校读书。爷爷经辛亥革命洗礼,思想进步,办学育人,对母亲影响很大。1937年母亲从朝阳初小升入高小。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当时思想先进的朝阳乐育高小教师周文斌、米信公,率先在本校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曾是该校学生、早年投身革命的王柏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返回商洛,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他回乡后,首先选中了有革命基础的母校朝阳乐育高小作为革命基地之一,经常登台演讲,宣传革命道理,深入浅出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阐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讲得悲愤激昂,鼓动爱国师生组织起来,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并教唱《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他的演讲深深地感染了广大师生,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
期间,王柏栋经常活动于师生之间,我的母亲田兆英也和他接触了多次。日子久了,他发现田兆英性格活泼,思想进步,就主动找她交谈,介绍革命书籍《鲁迅选集》《丁玲日记》《新中国妇女》《三姊妹》等,并托人买回《三姐妹》一书送给她。通过阅读革命书籍,母亲向往革命、投身革命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一天下午,王柏栋找到田兆英了解学生思想情况,田兆英汇报完情况后,向他提出:“丁玲能当兵,我能不能当兵?”王柏栋热情地回答:“能,完全能。当今之世,一切有抱负的爱国青年都可以成为献身抗日救国事业的革命军人。”他鼓励田兆英要努力工作,经受斗争的考验。后来经他介绍推荐,田兆英加入了米信公、周文斌在学校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利用课余时间排演宣传抗日救亡的戏剧和歌曲,成群结队地走出校门,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深入到棣花、茶房、商镇一带农村、集市进行演出和宣传。每到一处,他们书写标语,给群众演讲,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民先队按照王柏栋的指示,在米信公、周文斌领导下,组织进步师生闹学潮,赶走了反动老师李成锦,灭了顽固派威风,大长了抗日师生的志气。由于王柏栋在学校的活动以及这场学潮斗争,国民党地方当局对其十分惊恐,严密防范,经常派出特务监视师生活动,但师生们在王柏栋的领导下,仍然坚持在公路沿线开展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活动。鉴于田兆英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的积极表现,王柏栋在一次谈话中征求她对加入共产党的认识,并阐明党的纪律和任务,田兆英非常高兴,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1938年4月的一天,经王柏栋、周文斌介绍,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组建妇女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春,刚刚入党的田兆英就接到了党组织交给她的一项光荣任务。一天,在王柏栋家召开党的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周文斌、米信公、王士哲、刘丹东、张银治、田兆英等12名党员。会后,王柏栋留下了田兆英,说道:“兆英,根据斗争需要,组织决定由你牵头组建妇女救国会,以此来带领妇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我想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田兆英愉快地接受了入党后的第一个任务。
开始组建妇救会时,田兆英先从两岭村妇女中串联,借用民间“姊妹会”的形式,先后发展了杨玲兰、周毓芳、周亚缝、李淑蕊等30多名会员,并在我们家召开妇女救国会成立大会。王柏栋书记到会,向大家讲了如何冲破封建枷锁,团结起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争取妇女解放。
妇救会成立后,会员们走村串户,动员妇女为前方抗日战士缝衣服、做鞋、做针线包,有力地配合了商洛工委领导的募捐活动和支前工作。同时,积极参加了王柏栋组织的请愿活动,40多名妇女扛着农具,走在请愿队伍中间,要回了被顽固派收走的枪支,使搞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为了团结一切有利于抗日的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王柏栋又指示田兆英将商镇民团头目张云山之母认成干妈,将龙驹寨驻军军官刘远锋的太太认作干姐,以便开展工作。这对日后我党联合驻军和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转移多地,从事地下党工作
1938年7月,白色恐怖笼罩着商洛大地,反动分子曹老五杀害了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王柏栋光荣牺牲后,母亲悲痛万分,暗暗下定决心,不辜负他的教育和培养,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在商指导工作,他指示地下党员分别离开商洛去边区学习,以保存党的力量,躲避敌人锋芒。党组织送田兆英去了安吴青训班。到了边区,赵希愚给母亲送来被子,在省委工作的王柏栋的弟弟田涛为母亲送来八路军的服装,使她深深地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青训班毕业后,田兆英接着又到云阳党训班接受培训。在这段日子里,她有幸聆听了朱德、胡乔木、汪锋等领导人授课,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
学习结束后,田兆英受党指派,返回商洛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夏,中共商洛二届工委委员、负责武装的雷振杰根据工委安排,为了给王柏栋同志报仇,严惩杀害王柏栋的凶手之一、时任茶房常备队队长谢孝廉,派田兆英去打听谢及手下人员活动情况和枪支存放地方。田兆英借和谢孝廉的老婆打牌、闲谝之机,了解到相关情况,返回后作了详细汇报。经过准备,党组织处决了反动分子谢孝廉,为民除了害,也为王柏栋同志报了仇。
当时,我的父亲周宝航也从延安抗大毕业返回故乡,从事地下工作,任二届工委委员。二届工委经常在我们家里开会,母亲负责“瞭哨”掩护他们,同时担任传递情报、联络等工作,游走在商县、丹凤、武关、西安等地。
1940年初,商县县委成立后,经过秘密地准备,用地方武装在茶房四方岭打死了反动顽固分子、时任国民党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队长冯麟生。国民党到处搜捕共产党,县委委员刘丹东指示田兆英女扮男装,由刘彭勃同志接送转移至西安。
在西安期间,田兆英接到帮陈忠茂游击队转送枪支出城的任务。她身穿旗袍,坐着洋车,由地下党党员刘彭勃、王菲护送,安全地将装着枪支的盐袋运送出城,交给前来接应的游击队同志,为商县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发挥了作用。
1941年2月,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王连成写信指示田兆英去蓝田,安排在鹿走镇吴村庙小学,化名李素兰,以教书为掩护,从事联络、传递情报、接待来往地下党同志等工作。
保护党的文件,营救被捕父亲
1942年10月中旬,由于叛徒王克发出卖,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王连成、组织部部长巩德胜在洛南被捕。10月14日,国民党蓝田县史直带兵包围了吴村庙小学,我的父亲周宝航(时任商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化名王永恒)、委员谢维杰被捕。母亲田兆英立即将党的文件压在炕席中间,抱着出生不久的大哥坐在上面。敌人进屋到处搜查,把屋子翻了个遍,并掀起炕席四角查看,母亲一直稳坐中间,文件未被发现。敌人出门后,母亲叫来学生姚怀杰,将文件用孩子的屎尿布包起来,让他在中间夹上石头,扔进涝池内。多年后,我在省邮电仓库有幸见到了在此工作的姚怀杰,他告诉我,当他拿着屎尿布出门时,国民党哨兵问他拿的什么,要检查,他机智地回答:“给我先生娃洗屎尿布,你看。”并主动将屎尿布举到哨兵面前,臭得哨兵打了他一抢托,放了他出去。他按母亲的交待,在中间夹上石头,扔到了涝池里,秘密地销毁了党的重要文件。
后来,敌人将母亲抓去审问,母亲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早先组织指示母亲认的干亲李某,是学校理事,在当地名气大、有势力。他出头说:“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并提出由他担保,母亲才幸免被捕,但学校已不能再待,只能暂住干女儿王亚兰家。其后,县委委员陈志正安排母亲去蓝田焦岱教书。1943年暑假,后来被捕的陈志正花钱获保释后告诉母亲,父亲被关在商县警备队,让母亲寄养孩子,回商营救父亲。母亲急忙将孩子寄养在当地一对无后的两口之家,返回商县营救父亲。回商后,母亲始终处于敌人的监视之下。母亲将自己和父亲的大衣捎进监狱,王连成在狱中就穿着母亲的大衣。王连成牺牲后,母亲抱着他穿过的大衣,怀念着光荣牺牲的战友,流下悲痛的泪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商县游击队队长陈忠茂找到母亲,和母亲商量后,托人卖了家中的20亩地,母亲又从娘家筹集到大量银元,用担子挑着打通关系。后来母亲又找到了爷爷的学生、时任国民党国大代表的陈某等政要和名人,在关押父亲的西荆司令部将要撤销之时,1944年9月父亲方得出狱。
父亲在狱中两年多,受到敌人多次严刑拷打,身体受到了极度摧残,患上了严重的“空洞型”肺结核,生活难以自理,母亲按组织要求在家照顾父亲。当母亲返回蓝田,准备接回寄养的大哥时,这家人已举家迁走,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曾多方寻找,均无消息,我的大哥生死未卜,再也没有音讯。后来,母亲在家照顾父亲,当时在大峪沟打游击的刘彭勃经常来家探望他们,联系他们。新中国成立前夕,母亲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她去丹凤县委组建并负责妇联会工作。
1951年,母亲被组织调往商县法院工作,任陪审员。后又先后在商洛地区医院、商洛地区卫生学校担任行政、后勤等工作,1977年光荣离休,享受副县级待遇。2001年10月18日,母亲因病去世,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