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山
　　李文实兄6月28日于家中悄然辞世，享年87岁。听他的孩子们说，他的最后遗言只是：“很累，我想睡！”于是一睡再也不醒了，很安详。以古人之说这就叫“寿终正寝”，人生有德之福。
　　我和文实兄相识相交已有40多年，虽然都还算是有一官半职的人，也常出入于公共场合，但是始终没有什么客套之举，处处随情随意。他称我“老弟”，我呼他“老兄”，既不称同志，也不称先生。无论谈公说私，直来直去，推心置腹，甚或互相提醒甚或责备，均无妨碍，所以我在这篇文题下用了“追忆文实兄”，本真也。
　　40多年中，我们并不在一起共事，但过从来往不少，尤其他退休后的20多年，更频繁些，有时还会谈书论文品茶品酒，为之一乐。
　　去年11月15日，他打电话邀我去看一篇文稿。我应约而至，不料他小客厅的桌上已摆着4盘小菜，一瓶陈年五粮液，他和嫂夫人已坐在桌前恭候。那天还有一位我们共同的晚辈朋友作陪。一个多小时的小聚小酌，谈书论文，十分开心。当时见他行动迟缓，精神显然已不如前，但头脑依然清晰，谈吐无碍，也就未多在意。兄的令尊大人曾享90高寿，我也预期文实兄亦当有此福年。
　　今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人们的往来受到很大限制，几个月来我就没有去看望他。5月15日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关于四皓研究的一本书即将付梓，根据责编的建议将我写的那篇小序位置作了调整，因此告知。可是当我开始接听电话时，很大一会儿他竟听不出我的声音，我听见在他身边的嫂夫人一再提示，他才开始说他的意思。对此，我稍有不吉之感，便说我明天来看你。他很肯定地说：“不要紧，你不来。”万不曾想到这竟然是他向我的最后告别！音容宛在，人归道山，想来不免遗憾！愧疚！
　　岁月无情催人老，当年故旧半凋零。人到暮年不断遭此景况，终不免几分凄凉之感，奈何？
　　文实兄是丹凤茶房人。新中国建国之初，他还是未脱少年之气的小青年，仅有初中一年级文化，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当小学教师，旋即做村干部，不久便被县里推荐去省团校学习一年，未及弱冠之年被分配陕北塞上古城榆林做共青团工作，因其勤谨好学，经常写写画画，被调到《榆林报》当记者、编辑，继而成为主编到主持报社全面工作，塞上苦寒工作，一干就是17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因父母年迈，他又是独子，才调回商洛。回商后先后任商洛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等职。80年代初地县机构体制改革，用他的戏言说“因为年龄偏大，缺少文凭文化”，便被调整到地委党史办当主任。
　　俗话说“是金子放到哪里都发光”。不期这次工作变动，真正成全了这位只知拼命干事、不计个人得失的老黄牛。他带领党史办的一帮同志，深入基层，奔波区内区外，几近地毯式搜辑全区及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党史资料，辛苦拼搏10多年，先后主持编著党史军史专著20多部，为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列入革命老区奠定了不容置疑的历史地位，获得国家对革命老区的特别关照。这一点，我常以为鄂豫陕边区特别是商洛人民，是应该感念李文实及他的一帮战友的。也因此，1994年李文实获得商洛首批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共党史专家称号，享受政府津贴，此后又获党史研究高级职称编审。我曾戏谑他：“你这高级编审、国字号专家，比老兄做个副地级官儿，可要有意义得多了。”他也欣慰地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一要感谢领导们的关怀支持；二要特别感谢我那一帮弟兄们的奋力拼搏，为我促趣！荣誉是我的也是我们党史研究办公室全体同志的。”他又不无感慨地说：“十几年为工作我可把同志们克苦扎了，我很感激他们。”我相信他的话既是真情，也显示出他的磊落胸怀！
　　由于有这个“国字号专家”称号，他被延迟退休3年。在一般人也许实至名归，可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了。可文实兄却并不如此。他竟然弄起“商山四皓”研究来。说心里话，在我心里对他此举很不以为然。因为“商山四皓”是秦末汉初的几位隐逸人物，司马迁写《史记》时，离四皓活动已过去几十年，可靠的史料极其有限。以文实兄的历史知识和文化功底，未免有些“自不量力”。可文实兄这头犟牛，竟然痴心不动，毅然沉下心来要啃这个苦果。他不顾年事已高，辛苦东奔西走，逢人请教，到处抄录一点一滴的资料，连春节到咸阳儿子家过年也不安生，冒着严寒风雪去图书馆查资料、搞抄录。更使我吃惊的是，他竟然自费数千元购买一套70多卷的《全宋诗》，花几个月功夫，一一翻检，查抄宋人关于“四皓”的诗文。这种毅力和精神，真是让我感慨不已。功夫不负苦心人，几年时间他竟弄出好几本关于“四皓”的书。虽然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些文字资料，他并未真正进入“四皓”文化的研究。但是他的工作为后人深入研究什么是四皓文化？四皓行为具有什么历史意义？四皓文化对中国传统做人道德修养，对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道德建设有何借鉴启迪，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铺垫和准备。
　　勤奋不息，赤诚之子。文实兄为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