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廉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之一。孝老爱亲和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渊远而流长。回顾孝廉文化从植根到萌芽、从奠基到形成并发展完善的历史，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与借鉴。
　　先秦圣贤奠定孝廉文化根基
　　孝廉文化的诞生可远溯上古。据《尚书》记载，虞舜父顽母嚣弟劣，但舜天性善良，心无怨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尧帝闻其大孝而派人考察测试，让舜推行五种伦理和担任百官，舜把各方面都治理得很好。尧于是禅让帝位与舜。作为五帝之一的舜，同时是历代孝老爱亲与廉洁奉公的最高楷模，是中国孝廉文化之根。
　　夏商周三代是孝廉文化的萌芽时期。《诗经》就有悼念父母、宣传孝文化的祭歌《小雅·蓼莪》，留下了“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千古名句。《魏风·陟岵》则抒发了“孝子行役，思念父母”(《毛诗序》)的长歌当哭之情。《雅》《颂》基本主题即歌颂文王仁德，文王“纲纪四方”政教之美即包含敬孝崇廉。《风·召南·甘棠》具体赞颂爱民不扰民的朝廷重臣召伯。召伯南巡，传播文王德政教化，所到之处不占用民房，只在甘棠树下停车驻马、听讼决狱、搭棚过夜。召伯就是那个时代的廉政模范。“甘棠之爱”由此成为世代流传的成语典故、廉政标尺。《小雅·六月》赞扬周宣王中兴功臣、北伐主帅尹吉甫的文韬武略，末句“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专以忠孝张仲为吉甫添豪。张仲故里即今镇安县月河镇东川街。
　　春秋诸子百家对孝廉文化多有不同程度的分别论述，构成了孝廉文化的理论根基。孔子赞扬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于鬼神”(《论语·泰伯》)的孝道观念，指出“孝慈则忠”(《论语·为政》)，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视作“为仁之本”，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强调孝即“无违”(《论语·为政》)。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批评“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将孝道纳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与伦理之中。道家重视人的自然性，指出“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庄子·则阳》)，从相对论角度剖析：“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庄子·天运》)。《墨子·兼爱》云：“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其共同点是都肯定孝道，赞扬孝亲敬老的美德。
　　儒家主张为政以仁、以德，其中就包含有深刻的廉政思想内蕴。《尚书·吕刑》斥责“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的“五过之疵”，体现廉政内在要求。《周礼·春官·小宰》提出考察官吏的“六廉”标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从业务精熟、执政才干、恪尽职守、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处事分明六个方面突出廉洁从政的要求。《孟子·离娄下》将不取身外之物和不义之财视为廉，提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万章》强调：“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诸人。”道家亦倡廉。《老子》云：“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庄子·刻意》云：“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墨子·修身》直接将“廉义爱哀”规定为四种基本道德规范。《管子·牧民》则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韩非子·六反》认为实现廉政的根本途径在于法治，“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吕氏春秋·仲冬纪》提出为臣者要“忠廉”“临大利而不易其义”“不以富贵而忘其辱”。《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提出：“进不失廉，退不失行。”墨家、法家等对廉文化的论述超越了孔孟，与儒学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汉唐以降孝廉文化形成、发展并完善
　　孝廉文化正式形成于两汉，标志有三：一是两汉选士察举制以“举孝廉”为主要科目。汉高祖十一年(前196)诏令郡、国推荐贤士大夫，汉文帝时渐成制度。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诏命郡、国各举孝子、廉吏一人，合称为“孝廉科”。元朔元年(前128)，武帝下诏重申举孝廉的要求，使其成为两汉时期平民入仕的主要途径。汉以后隋以前，孝廉合为一称，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孝廉从汉武帝开始成为经常性的、定期选拔官吏的常举，是国家意志的一个集中体现，影响深远，孝廉文化由此正式形成。二是列《孝经》于“七经”。孔子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有“五经博士”(无《乐》)。东汉“五经”加《孝经》和《论语》成“七经”。在诸经中《孝经》文字最少，仅1799字，但它是古代伦理道德著述中唯一关于孝道的集大成之作。《孝经》厕入儒家经典之列，是古代孝廉文化形成的理论标志。三是表彰孝廉楷模，编《孝行传》《忠义传》入史入志。从汉代刘向编《孝子传》开始，历朝杂记“孝子”事迹传说，为“孝子”立传，宣扬孝道。这是孝廉文化形成发展乃至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孝廉文化发展成熟于唐宋。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颜师古考定《五经》，贞观十二年(638)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贞观十四年(640)二月，唐太宗驾临国子监，观看释奠典礼，命孔颖达讲解《孝经》，以示对孝道的重视。唐初以“九经”取士，即将《易》《诗》《书》《礼仪》《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称“九经”。开元七年(719)唐玄宗诏诸儒鉴定今古文《孝经》两本，会集韦昭、王肃、刘炫等六家解说作为注释，刻石太学。天宝二年(743)又重新颁行。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诏定八月初五其生日为千秋节，提前三天举行庆寿和敬老典礼，召集京城父老赐宴，尽显盛唐升平气象。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复刻《十二经》立于国学”，“十二经”即“九经”加《论语》《孝经》和《尔雅》。宋太祖赵匡胤尚未黄袍加身之时，与其父弘殷分别率兵为后周世宗效命。刚聚首滁州，父患重病，匡胤日夜侍奉，不敢懈怠。时值敌情紧急，世宗命匡胤出师驰援扬州。匡胤拜请好友赵普照料父亲，自己出征，忠孝两全，传为佳话。宋太祖立国后弘扬孝道，两次下诏制裁不奉养父母的忤逆之徒。宋孝宗是高宗养子，但他对高宗竭尽全力承奉侍养，即位每月四次朝拜。太上皇七十岁、八十岁生日，孝宗为其隆重庆寿，以孝道示范天下。南宋理学家朱熹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将孝悌家族道德置于首位。
　　唐宗宋祖以孝道治天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名臣魏徵直谏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贞观之治”与轻徭薄赋、廉政爱民密切相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两岁丧父，4岁时母亲改嫁长山朱文翰。他应天府求学，断齑划粥，26岁时以寒儒考中进士，两年后任推官，向朝廷申请认祖归宗。此后他又将宋仁宗授予自己的恩命转赠给早已去世的继父。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为栋梁，是一位全能型且毫无瑕疵的忠臣、廉臣、官员楷模。他当高官后家中生活仍像贫贱时一样俭朴。“天下第一清官”包拯著名奏折《乞不用脏吏疏》深刻指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司马光提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宋朝钱多，有次皇帝祭天之后给官员大笔发钱。皇帝奖赏是不能拒绝的，但司马光认为这是民脂民膏，打报告拿奖给他的钱做了办公经费。司马光薪俸大多寄回山西老家接济家族贫困户了，以致晚年夫人去世无钱安葬，他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与人，才筹得款项为夫人举办了葬礼。苏轼认为廉洁是为官者最高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无论做京官还是地方官，他都坚持非吾所有、一毫莫取。整个宋朝，因为有了这样一批贤臣而自豪：“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宋史》)
　　孝廉文化普及完善于元明清。元代《二十四孝》成书是普及的里程碑。此书初版编纂了元代以前二十四人的孝行传说，其中黄香、江革既是孝子典型，又是廉政楷模。元代画师王克孝据此书绘成《二十四孝图》。此后又有人刊行《二十四孝图诗》及《女二十四孝图》，传播很广。清末张之洞等人将《二十四孝图》扩编为《百孝图说》。孝廉文化因《二十四孝》图诗文三者兼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效果。清康熙皇帝六十、七十寿辰两设千叟宴，乾隆皇帝再设千叟宴，犒赏赴京贺寿的天下老人代表。嘉庆皇帝四设千叟宴时全国各地均有老人出席，多达3056人，包括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老人代表，敬老盛典空前绝后，弘扬孝道，轰动全国。
　　元明清三代，廉政建设都卓有成效。元代揭傒斯认为：“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惟廉则欲必寡，欲寡必公。”明代郭允礼《官箴》名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更为后世所称道。明代思想家薛瑄《从政录》提出廉政“三不取”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为上，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次之，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再次之。”海瑞斥黜贪墨，搏击豪强，“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况锺刚直廉正，在任时身居陋室，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清代于成龙，为官二十多年政绩卓著，去世后“绨袍一袭、靴带二事，瓦釜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别无余财。乾隆年间镇安知县聂焘孝廉双全，本属个人的养廉银全都捐给了地方使用，“政绩时推陕南第一”。“调任辞镇安，父老攀辕哭。”孝廉文化由历代廉洁从政者传承践行并发扬光大，从而彪炳青史。
　　孝廉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
　　孝乃做人之本，廉乃从政之基。孝老爱亲是为人子女者责无旁贷的义务、天职，是人生道德的起点与底线。清正廉洁则是国家与人民对从政者的起码要求，也是从政者人生事业成功的底线。孝廉文化可谓古今底线思维之花，它要弘扬的是人生最基本的美德，是为每个人自由发展、施展才华、创造人生最大价值奠定成功的基石。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具有孝廉美德的人，其才智愈多，发展愈快愈自由，则愈利己利他利国利民；不孝不廉之人，其才智愈多，权力愈大，发展愈快愈自由，则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危害愈大，最终也必然毁了自己。以风筝作比，风筝翱翔太空，随风起舞，可谓施展才华，但它何曾离得开线的控制？这线可喻为孝廉美德。不孝不廉，可谓断线。一旦断线，飞得再高，不也难免身碎骨折的悲惨下场吗？
　　孝廉文化既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又深刻体现着龙的传人几千年的家国情怀、家国意识。孝廉是人的根本、家的根本，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的根本。儒家提倡“修齐治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传统孝道，强化家庭家族纽带意识，实质是培植社会优良细胞，促进社会平等和谐，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精神彼此呼应、相辅相成。孝是“修身”的结果，孝又是“齐家”的前提；弘扬孝道，就是弘扬个人美德与家庭美德，奠定家国情怀的基础。弘扬廉政文化传统，则由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上升到“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层面，由私德推及公德、大德。孝廉并举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进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有利于市场经济与法治中国建设。
　　清正廉洁是职业道德，是遵循党纪国法应有之义，也是传统孝道水到渠成的发展。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子女成材？廉洁从政者谨遵父母教诲，严守党纪国法，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群众的夸奖与拥护，让父母为子女感到自豪与骄傲，不正是子女体现孝心的最佳方式、对父母最大的孝吗？贪腐触犯党纪国法，也是最大的忤逆不孝。挖掘和继承我国古代孝廉文化的优良基因，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不”机制建设，具有固本培元的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对古代孝廉文化传统，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方针，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二十四孝》中所收“刲骨疗亲”“埋儿养母”实为愚昧，甚至犯罪，而绝不是孝行；但其主流可取，“乳姑不怠”“拾葚异器”“怀橘遗亲”“扇枕温衾”“恣蚊饱血”讲从实用处、从细微处孝亲爱老，“戏彩娱亲”更从精神上讲关怀父母，都是真正的孝行。剔除封建文化中官本位思想、愚忠思想等糟粕，“廉荣贪耻”实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我们应富有创造性地将孝廉文化精华宣传出去、推广开来，敬孝崇廉、成风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