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高考时，答语文考卷作文，我一如往常，先打草稿，草稿还未完，监考老师猛然提醒，时间将尽，只剩十分钟了。于是慌乱誊写，还是落下最末一段未及誊写，无奈交卷。平日以作文见长，成绩却仅仅43分(其他成绩都在50分以上)。我的语文老师王老师，对我平时十分赏识，得知我的成绩后，甚是失望，亦很愤恨，望之深，责之切。甫遇，脸色铁青，直骂我：“蠢”“蠢”“愚蠢”！其情其景，思之如在目前。既觉愧对恩师，更觉愧对自己。此一失误，真是误我一生。命运的歧途、岔路，也许就是从此而始。
　　多年后，我常与人诉说此事，尤其是酒喝多了。老是反复絮叨：“要是不打草稿，语文成绩肯定高；再高10分，我就能进省城上本科了呀。”本科、专科，僻壤、省城，云泥之别呀！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就说阿毛被狼叼去了一样。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些神经质了。亲朋中有人以此为笑谈。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我的心结，恐怕今生是解不开了；此间懊悔，怕再也不能释怀了。
　　20世纪90年代，曾痴心于文学创作。有幸在省市报刊发表了几篇作品，不期然得到已调省城工作的一位高中老师的肯定。他赏识之余，热心举荐我去一家期刊社工作。该社有意募才，可调动手续甚是麻烦，加之爱人难以同时调动，孩子也小等诸多原因，遂打了退堂鼓。多年来，我一直恨自己没出息，目光短浅，优柔寡断，不懂得舞台大了好演戏的道理，失去平台跃迁的机会，文学梦最终破碎。后来老犯嘀咕，如果当初调到省上了，矢志于创作，也说不准与同乡的某某或某某一样，著作等身，大名鼎鼎了。
　　生于20世纪60年代，长于70年代，其时国家动乱，民生凋敝。父母在商洛山中务农，为了我和弟妹们吃饱穿暖，无比艰辛。往事历历，俱在目前，不堪回首，午夜梦回，思之惨然。80年代后，参加工作了，端上了铁饭碗，拿上了工资。理应对家竭力贡献，尽孝父母；却要结婚生子，购房置业，诸事颇烦，狼狈不堪，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帮助家里。近十几年，经济上的窘境渐去，而老父却已地下长眠。老母犹在，但垂暮之年，诸多病痛，又牵挂大家庭杂七杂八事务，难享清福，少能遂心喜乐。每逢归家探望，母亲总是重复地问：“吃了吗？”“娃咋样？”之类的“趟趟话”，说的你很不耐烦。离家返城时，她总要送到路口，站在路边，久久张望，不愿离去。有一次，我已驱车驶入离家3公里的国道，忽觉手机遗在家里，忙折回，发现母亲还站在路口。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黄昏，母亲银灰的头发，在夕阳下是那样的刺眼。对此，邻里张婶、王姨也常给我唠叨：你每回都走多时了，你妈还站在路上送你，叹息着说人老了，都可怜。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本应结草衔环。父母深恩如此，我何以报？我又报了多少？
　　父亲的一个结拜兄弟，家住公社(现在的镇政府)附近的川道，我上中学时，常到他家蹭饭。他家情况虽然比我家好些，但那年月，也不宽裕。可每次我去，姨妈就尽量做好的吃，走时还要我带些干粮、酸菜之类的东西。我考上大学了，他很高兴。父亲生前曾多次给我念叨：“你干大那年(我考上学那年)给咱拜年喝多了，不停地说，他干儿子(我)‘有出息’。”我工作后，却很少去他家。这些年来生活沉稳下来了，倒是去的次数多了。但是，疼我的姨妈，在卧床多年后已经去世了，干大也因脑梗反应迟钝，行动困难，再也没了往日一个精明能干、乐观好客的大队会计的精神状态。每次探望他，回来我都难过多日，常悔自己没能早点去看他，一种忘恩负义的愧疚使我有种负罪感。
　　还有我从小学、中学、大学以致参加工作后待我甚好的几位恩师、同学、发小，我的父老乡亲……他们过去都或多或少的有恩于我；现在有些还以我为荣，喜欢逢人说项：恩师们常给人说“教过我”；发小给人夸说与我是乡党；同学常与人忆我们同窗时。听闻此类言语，我都甚感脸红内疚。待我如此情深，我何曾以厚谊报之？中国传统文化尚恩重义，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以此衡量，我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甚至觉得自己很是“没文化”，没水平。
　　曾将诸如此类的痛苦、悔恨，诉诸同龄知己，也曾请教过心理咨询师。他们倒是尽力宽慰，甚至赞美我，说这是灵魂净化、道德升华云云，但都难以除却我心底的愧疚。年龄日长，懊悔日增，常深夜难眠，辗转反侧，思之再三。是不是人越老，越多了善念？越少了自私？越多考虑起别人？也越多考虑起报恩？
　　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终于明白，世上事，身边人，一旦错过，便再难成就、再难报答。人常说凡事做好当下，免得过了后悔。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要是有，哪人人皆可成为尧舜，满大街都是圣人。只可惜时光不会倒流，历史没有假设。要想今生少些遗憾，少些懊悔，多些坦然，唯有做好当下。
　　做好当下，一生无悔，是多难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