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乡村代课教师的时候父亲还不到20岁，负责给小学三年级、四年级教语文和数学，两个年级有90多名学生。多年后父亲回忆说：“当第一次走上讲台时，我看到的是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神，那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和光荣。”此后每天天不亮，父亲就早早地到了学校，在昏黄的桐油灯下批改作业和备课，下午三四点钟放学以后，父亲还要到生产队的地里干一会儿农活。父亲做民办教师每天只挣十个工分，也就是普通村民在地里干一天农活的待遇。虽然父亲只做了3个多月的小学代课教师，就被生产队以缺少劳力修梯田为由叫回了农田，但由于那时父亲教学的认真、上课的生动和对学生的关心，50多年之后，年过七旬的父亲还常常在乡间小路上和镇上的集市里，被不少头发花白的男女停下来尊称一声“老师”。每当这时，我都能深刻感觉到父亲对“老师”这一称呼的万千感慨和心路沧桑。
　　4年之后的1970年3月，公社的中学开课缺少语文老师，当时的校长慕名来到家里，跟父亲进行了短暂交谈，就盛情邀请父亲去学校给初一学生教数学和历史课，于是父亲第二次当上了临时代课教师。作为1964年毕业的高中学生，父亲在当地算得上是知识渊博，加上父亲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每天早早起床，备课、上课，很快就成了学校很有名气的教学明星。根据当时父亲教过的几位学生讲，父亲能将数学讲得通俗易懂、将历史讲得妙趣横生，在那个大部分学生不愿学习的年代，硬是创造了窗台上还有别班的学生围观蹭课的奇迹。但这次做代课教师的经历，随着几位生产大队的负责人两次到学校找校长，说要父亲带队去参加镇旬公路的建设而在3个月后匆匆结束。
　　父亲最后一次做代课教师是1975年9月，还是被公社的中学找去临时代课，负责教初二的语文和地理。父亲最自豪的就是自己的文学水平，他能书就一手好字、写得一手好文章，再加上父亲生就一副好嗓子、能拉一手好二胡，因此很快就成了学校和公社的明星人物，并多次登上公社的文艺舞台表演节目。我到北京读书工作以后，每年春节回家，在村里和镇上偶尔遇到一些父亲昔日教过的学生，他们都会满怀激情地跟我说起父亲昔日的风采，讲起父亲在课堂上的抑扬顿挫、循循善诱和旁征博引，讲起父亲京剧唱得婉转悠扬、秦腔唱得慷慨激昂、二胡拉得让人沉醉。但父亲这次做代课教师的时间更短，两个月后，随着几位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负责人联袂到公社找书记，要求父亲回生产队整修冬天的农田水利，父亲便匆匆结束了自己的代课教师生涯。
　　那年我3岁，已经能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记忆中父亲在一里外的村边土路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上衣，从一台搭乘的拖拉机上走下来，左手夹着一床单薄的被子和几本书，我远远地看见后飞奔过去迎接，父亲便用右手抱起我一起回到了家里。那时囿于幼小，不记得父亲当时的心境、表情和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能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每年春节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来家里听父亲讲各种历史故事，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从《呼家将》到《三侠五义》，乃至到《聊斋》，家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一群孩子也好奇的在周边探头探脑的围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几位昔日跟父亲同期做过小学和中学临时代课教师的同村、邻村伙伴，相继转为了公办教师，已经成为矿山车间主任和副厂长的父亲，每次遇到他们都要在一起交谈半天，一边抽烟一边回忆昔日的教学时光，父亲在言谈中充满了对他们的祝贺和羡慕。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高中教师，父亲才跟我说起，他年轻时候最大的理想便是成为一名教师，以便能有机会帮山区的孩子打开一扇知识和心灵的窗户，带他们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去拓展未来农业农村发展的空间。
　　父亲做一名教师的理想，后来在照顾和陪伴孙子、外孙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实现。那段时期，年近六旬的父亲每天一丝不苟地教孙子和外孙背唐诗、唱儿歌，写拼音、数数字，天伦之乐和满足感跃然脸庞。特别是后来孙子和外孙长大了，爷孙间偶尔为语文课本里的个别汉字发音、数学课本里的一些问题与算法起争执，笑得我们前仰后翻。后来小家伙们开始学英语了，回到家里时不时跟爷爷飙上几句英语显摆，飚得多了，他们就异常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的祖父年轻时也学过外语，竟然也能说上几句俄语，让他们惊叹不已。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再也没有乡村代课教师这一说法了，民办教师和乡村代课教师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曾经做过乡村临时代课教师的父亲，他留在昔日的学生和我们儿女心底里的，依旧是一个温暖的符号、一段悠扬的旋律、一首奋进的乐章，滋养、鼓励着几代人的精神和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