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民
　　论作者的经历，依作品中的人物，都与淑珍最初想上北京的时代背景相去甚远，但她知道那个时代的事情。那么，作品最初的创作动意就有一种力量，这力量是精神层面上的。一年多之前在洋先生初见此稿就和我大谈这个小说的“可塑性”，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能在这个年龄段发现一个会写小说的实属不易。
　　终于，作者几易其稿，今天和读者见面了。
　　就其作品来看，作者起码掌握了小说写作的要领、技巧，人物和故事的起因、发展、中途的起伏、人物关系到欧·亨利式结尾，都是一篇不错的小说。
　　淑珍是谁？在小说开头她就出场，而且是孪生妹妹。我们现实生活中，特别是那个年代，妹妹的“角色”和哥哥的不同自然有其真实性。
　　一个写小说人的特质就是要会讲故事。叙事功力是对一个作者必须的考量。作者不慌不忙地把故事往深处推，并且作了氛围的渲染，气氛的烘托，不由得使读者想象空间有了画面感。
　　就我个人来讲，自己的阅读习惯通常是通过作品看作者的创作意图。淑珍和母亲拧了许多年，包括下岗、创业，走了那么多路程，而心中的“结”一直未解。这种时空大跨度叙事不好把握，但读者能始终跟着人物走。淑珍是一个时代中的人，作者的笔墨虽然显出其稚嫩，但其故事在生活中的真实性帮助了作者。“那双手因为拿镢头握锨把……茧子没白生……淑珍因表现突出吃上了‘面面粮’。”生活替作者完成了许多交代。结果淑珍进了供销社。
　　这仅仅是昨天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虚构得多么真实。红糖、碱面、煤油、洗衣粉、自行车、缝纫机……，都是凭票从供销社购买。后来呢？下岗了！不由得让人唏嘘。
　　“哥哥”用墨不多，却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没有哥哥的吹牛就没有淑珍的故事。
　　小说中列了纪年表。这种手法是负责任的表现。作者不是运用什么“后现代”手法和“意识流”手法。那么就不允许她“空里来雾里去”说事儿。几十年的时空中，这一“纪年”算是比较妙的一笔。
　　母亲的走，是带有必然性的。依年龄来说母亲老了，依小说需要可走可不走，不走后边叙事有难度。短篇小说有特点，那就是必须学会“刹车”。
　　《想上北京的淑珍》与前不久作者发表在《小说月刊》上那篇小小说《孝顺》相比，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初见《孝顺》是作者拿来的几个小小说中比较看好的一篇，主要是因为选材与构思的基础比较好。任何一篇小说，“种子”选好了才能生芽、扎根、成活。同样《想上北京的淑珍》在选材和结构上有基础，并且能驾驭到最后。
　　“淑珍老了，头发白了，眼也花了……”当小说写到这里，把许多或实或虚的叙事掐了。到了收尾的时候，该向读者交代的还得往完里说，这在小说创作也不容易。许多年轻人写小说控制、节制不到位，不是突兀了，就是找不到叙事主线。
　　是社会生活赋予了作品中人物熟悉而陌生的形象。淑珍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是一个正能量角色的塑造。“北京”的方向支撑着她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显示出了作者思想性的一面。没有哀叹和颓废的淑珍终于去了北京。为此她和母亲“拧”了那么些年，哥哥向人们描述那个场面时她气得两眼发红。也许那年不是哥哥，去北京的一定是她。当读者读到这里时，似乎要为淑珍吁口气了，但作者对结尾的处理却有些出乎意料。
　　哥哥曾来过北京，见到了毛主席，那么她就要分享哥哥一生最幸福的那一刻。她和哥哥的那段对话后，几十年的谎话被兜了底，“……别逼我了，那年我压根就没去成北京……”，小说到这里就要完了，也该结束了。读者难禁“噢”的一声，原来是这样！这其中有多大的留白？！哥哥几十年生活或沉浸在一种向往着的虚幻中，也许还有某种支撑。正如骗子给骗子上课，说谎话说过三遍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了。哥哥不是骗子。他去过北京，见过毛主席，乡邻们都高看他一眼，他就一生耕读为本，沧桑正道了几十年。他没去成北京，结果让淑珍在天安门广场“逼”着说了实话。
　　寇莉写小说起步不久，但仍和许多作家一样，把很多强烈的难以明确的思想感情用文学形象来表达。作品含蓄、多义，富有新一代人的新潮气韵，耐人寻味。
　　但从另一面评价，这篇小说从头至尾很明显的问题，在于语言凝练不够，结构布局设置有明伤。作为短篇小说，很多应有的景物、环境以及心理照应都不到位，写作经验还不够。
　　再是人物有些多，却没有留给他人太多的机会以表现出与叙事有必然的需要。当然这是一家人的故事，有些人物确实给叙事过程提供了支撑。
　　更重要的一点是缺乏细节上的描写。一个写小说的人，必须练就写细节的功夫。当然，这功夫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