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丰
　　泥 屐
　　泥屐，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说白了就是“板凳鞋”——一块脚板大小的木头板子，下面钉有四条木腿，将其绑在脚上，行走于泥水之中，如走高跷。
　　这可不是娱乐的道具，是生活的必需品。
　　秋天雨季到了，村子街道的稀泥积水到了人的小腿肚，没有现在的高筒雨靴，赤脚又怕受凉，要出门就要穿泥屐。它用坚硬的槐木做成，板面却形似鞋底，在底面前后两处拉槽凿卯，分别揳上片状带榫头的俩腿儿，侧面看去，如汉字的“丌”字，齿下还有玉米粒大小方形的土钉子头，用来防滑。使用泥屐时，脚先穿好鞋，踏在泥屐板儿面上，用一条麻绳将脚和泥屐绑在一起。穿好后，先在屋子里学习走法，如果踩不稳脚一歪，一个趔趄栽倒在地上，会窝了脚脖。
　　在屋里走稳了，才敢出门踩泥水，那噗叽——噗叽——或者吧嗒——吧嗒——之声都很有趣，但稍不留神，就会一个狗啃屎摔趴在泥巴窝里。
　　泥屐是有历史的，谢灵运、李白、苏东坡、叶绍翁都穿过。到了后来，就纯粹成为百姓使用的物了。
　　实用性的泥屐，鞋与木底常是分体的，一般用小拇指粗的麻绳把鞋绑在木屐上。谢灵运穿的木屐，就是可拆分临时组装的，也当属于实用型一类。南宋中期的叶绍翁曾在朝廷做官，后隐居钱塘西湖之滨，写下《游园不值》四句诗：“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后两句人皆尽知，前两句却少为人知。这里的“屐”，应该就是泥屐，作者应是在雨后天晴，杏花盛开的时候，去一个园林访友，未能进入时的感慨。
　　小时候，我家也有一双泥屐，后来，虽是有了雨鞋，但一到雨天祖父还是穿泥屐，成为村子里最后一个穿泥屐的老人。祖父不在了，泥屐被父亲收藏在楼上，我小时总是悄悄地上楼翻出积满尘土的它，体验穿它走路的感觉。参加工作后，我忽然突发奇想，再踩一次泥屐。然而，老屋翻修后，那泥屐不知身在何处了。长久不用的东西，母亲嫌占地方，总是瞒着父亲扔掉。
　　泥屐，与油布伞、蓑衣、油灯等生活物品一起，镌刻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民生记忆。
　　木屐踩泥水的声响，穿越过漫漫历史长河，终于消失在昨夜清风中，变成一缕遗响。
　　油 灯
　　油灯的历史可能更长。考古资料上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
　　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青铜文化的洗礼，由于铸造技术的提高，油灯和其他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青瓷技术的成熟，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但这种油灯，我只是在电视里见过，大多用于皇宫或者大户人家，而老百姓使用的，则是将豆油或煤油盛在瓷碗或者其他器物里，将麻绳或布条用油浸湿，然后点燃发光。
　　童年，我和祖母睡在一个土炕上。记忆里最早的油灯，就是祖母炕头的那个豁口的黑瓷碗，半碗煤油，麻绳做的灯捻，晃晃悠悠地闪光。祖母在纺线，背影和纺车被油灯的光照在土墙上。油碗里的捻线一寸寸短了，祖母就再续一根。我睡着了，她还在纺线，醒来了祖母还在摇着纺车。我黑夜的概念，就是祖母、纺车，以及呛鼻的煤油气息。
　　土屋的墙壁，被煤油燃烧的烟雾熏成黑色。
　　记忆里，祖母总是在咳嗽。
　　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劳动的那段时间，家里地方小，我在生产队的饲养室睡了几年。土炕的上方挂着一个煤油灯，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控制灯光的旋钮。夜里，饲养员振明爷要给牲口添草，就卸下玻璃油灯，举着走向放置草料的地方。
　　秋天，夜里要给苞谷浇水，使用的也是那种玻璃油灯，查看水流是不是跑出了水渠，跑出了苞谷地。
　　直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我仍然使用过油灯。第一年恢复高考，我去乾县师范读书，到了晚上学校规定的下自习时间，教室的灯就熄了，一些好学的学生就点燃自制的油灯读书写字。在墨水瓶的盖上打一个圆孔，将牙膏皮制成的灯芯模插到圆孔里，用布条做灯芯，里边装着的，依然是煤油。一个油灯下，会围着几个学生的脑袋。
　　草 帽
　　行走在炎热夏日的泥土路上，戴顶草帽再合适不过了。
　　关中人戴的草帽，是用麦秸编织的。编织草帽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做不了，麦稍黄了，小镇上的“忙集”就开张了，农夫到集上购农具，买草帽，一家有几个劳力，就得准备几顶草帽。一顶草帽，从收麦戴到秋收，草帽的颜色由黄变黑，它的使命就结束了，很少有把隔年的旧草帽又戴出来的。好在，草帽的价钱极便宜。
　　夏日的乡村，宛若草帽的河流。
　　高中毕业后，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我就做了四年农民。第一年收麦时，父亲给我的头顶扣了一顶草帽，我卸下来扔了，说扣个那东西在头上像个啥？父亲知道我的心思：不想一辈子做个农夫。他发着脾气说：你还想上天？农民咋了，这天底下农民一层层，还不照样一辈子！
　　就这样，我极不情愿地第一次戴上了草帽。父亲端详着我说：看看，这下才像个割麦的了。
　　握着镰跟着父亲下了地，地头一片片金黄的草帽，与等待收割的麦子一个颜色。我四下里观望，没有一个光着头颅的。那时还是生产队，男男女女数十人集中在一片地里，弯腰，草帽晃动，麦子成片地倒下。
　　那顶草帽，陪着我从夏到秋。夏日的雨说来便来，这草帽霎时便从遮阳转为遮雨，大汗淋漓时我用它扇风，干活歇息时他又成了我屁股下的坐垫。秋日雨多，出门时必须抓一顶草帽扣在头上，拾棉花，掰苞谷棒、拉苞谷秆……风风雨雨的，都绕着它远去。
　　看电视剧，一顶皇冠显现，便是皇帝驾到；一顶乌纱帽下，无疑是古代官员的脸；佩戴礼帽者，不是文化人便是商人；而一顶顶草帽，便是农夫的形象。
　　土 炕
　　北方的乡下，土炕便是人们的窝。
　　有句乡谚很形象：“一个老牛没脖子，一家老小都驮上。”
　　把土炕比作老牛，这很贴切。
　　一座土坯房建起来，首先要建造土炕，我们这儿叫“盘炕”，土坯立起炕柱，用稀泥、麦秸做成的炕坯为盖，外部用泥土封实，然后从炕洞门里塞进柴火，点燃烘干，铺上席子和被子。那时，很少人家有褥子，夏天还好说，冬春季节就要每天用柴火烧炕了，家乡人很少用土炕这个称呼的，一概称之为“烧炕”。
　　土炕盘好后，下来就是建造锅头，锅头是连着土炕的，做饭时的火焰，也就扑进了炕底下，同时起到了烧炕的作用。
　　冬天，地里没有多少活，一家人就拥挤在土炕上，饭做好了，炕中间摆个小方桌，一家人围着吃饭。有时邻居来串门，女人们在土炕上纳鞋底，做针线活，老婆老汉们在上边玩纸牌。后来兴起打麻将，方桌上摆牌，男人玩，女人在自家男人身后看，边看边指责丈夫，你打的什么臭牌！
　　这幸福的土炕！
　　土炕一般三四年就要拆了换新，那时化肥紧缺，经过烟熏火烤，炕土黑油油的，其中含有钾，属于速效肥，乡下人把它敲碎，给苞谷旱烟作追肥。用它的肥生长出来的苞谷，棒子大颗粒满，旱烟则叶厚味浓。换新炕都是在八月，一则是做追肥的时节，二则此时天热炕干得快。
　　土炕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了。如无怨无悔的老牛，驮着北方农人的生活。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土炕在我的家乡都换成了床。土炕毕竟不卫生，烧起来麻烦，电费不贵，在床上铺条电褥子，或者使用热宝宝。有的村子通了天热气，电褥子、热宝宝也都成了历史。
　　但依然有人在怀念着土炕的日子，暖暖活活的一家人，热热闹闹的邻居们，现在的床啊，一整天都是冷冷清清的啊！这日子，过的是越来越没滋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