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开进农家院
文章字数：1990
侯占良
那年我六岁，上一年级，三月初一刚过罢生日，见舅爷们来我家，说是督查分家。奶奶三儿一女，手里三间老屋，父亲、二叔、三叔各得一间。分完了坛坛罐罐，最后剩一辆架子车，奶奶为难了半晌，终是捏了三颗纸弹儿，让儿子们抓阄。父亲选择弃权，二叔也不伸手，示意直接给三叔吧，让三叔多往西窑拉煤贩炭，有架子车帮衬挣钱快，早日摘了光棍帽子，也算给早逝的爷爷有个交代。说得奶奶眼泪汪汪，也让我人生第一次知晓了车的重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洋芋糊汤糠皮炒面喂大了的50后，像路边的苦荞，瘦嶙嶙地成长。慢慢，日子渐渐好些。高中毕业的我缘于会吹笛子，被招进了丹凤县剧团。
七十年代剧团天天下乡演出，峦庄、庾家河、铁峪铺、武关、竹林关等。雇一辆解放牌卡车，或三五大小拖拉机拉布景道具，主演坐司机头(副驾)，拉头把板胡、敲鼓板的指挥，随装台的舞美队，挤在布景缝隙里。其他人交通工具自行解决。如是，312国道边便常常会出现一群人：埋伏墙角或谷秆背后，一花枝招展的女演员，笑咪嘻嘻地招手拦截过往空车，偶尔得手，其他人便打劫似的蜂拥而上，敬烟赔笑搭顺车。
那年月，几个有自行车的主儿最有尊严，他们男的载着女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自驾游似的潇洒。自行车载着友情，载着卿卿我我，也载出了几对男女演员的爱情。
其时，一向硬朗的父亲突然得了骨结核，脊柱流脓，我回家看望。拉家常间，父亲突兀地问我，二十三四岁，该成家了吧，剧团里有没合适的象？我回：再有象都让有自行车的驮走了。
我说的生气的话，也是实话。说过也就忘了，没成想父亲当了真，他让母亲用架子车拉着，找到大舅二舅，各借三十元钱，三叔也凑了三十元，圈里的半膘子猪卖了八九十元。当主任的二叔路子广，负责弄自行车票。
二叔把新崭崭的飞鸽牌自行车交给我时，伤感地叮嘱：娃呀，你妈卖猪那天哭得泪人似的，你爸身体不好，你得赶紧说媳子呀……
我鼻子发酸，佯做揉搓额头，抹掉不合时宜的眼泪珠子，拧转头抠着斑驳破败的墙皮，心里暗憋着劲儿……
回团里上班，我伪作初学骑车，还假戏真唱地在女演员宿舍前跌过几跤，无非是显摆自行车，拉眼球而已。
不久，坐在我前排弹琵琶的彭姓女子便成了我攻克的“碉堡”。有了飞鸽牌“炮弹”，我载着她赴棣花演出，上古城岭从不停车，黑水汗流的奉献当然不是白学雷锋，七十年代说媳妇讲究“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我们家日子拮据，只有其中一件，彭女士大约因了我骑车载人卖力的真情所动，舍了别的。半年后，我的飞鸽牌自行车载着她骑回商州，骑进侯塬老家……
时光的流逝由不得人掌控，一晃，我为人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已有一女了，为满足父母抱孙子的期盼，又生了个儿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我匆匆借调商县剧团，妻子停职失业。那年月时兴下海，也迫于找口饭吃，妻在老家商洛纸厂门口公路边，搭摊子卖豆腐脑。
每每周日来临，我便骑自行车撵到黑山区，赶集采购豆子，百八十斤一袋子，上了土地岭累得头晕眼花，晚上呻呻吟吟腰疼腿酸。妻看不下去，用豆腐脑赚的钱很快买了辆二手摩托车。
摩托车真个叫爽，骑着它打豆浆，倒腾猪肉，贩卖旧衣裳，进西安卖蒸馍，有挣钱的笑声，也有赔本的叹息。最得意莫过于骑摩托车吹龟兹，前车架放着圆号、唢呐，屁股后空着，心情好时载着个搭顺车一块吹龟兹的碎婆娘，英英武武地飙车显能耐，全不记祭奠亡灵时腮帮子吹得肿胀如噙两枚鸭蛋，只感念摩托车麻利，挣外快不耽误团里上班签到。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事流动活了，为圆文学梦，也谋多挣钱，靠着乡党文友们提携，毅然停薪留职，混迹西安文化圈打工十余年，陕西电视台、《人口报社》《西部法制报》，最后落脚著名作家芦芙荭主编的《百家故事》，任职首席编辑。那阵子，每遇闲空儿，一个人徜徉北大街立交轿，羡慕东来西去鲫鱼群游般数不清的大小汽车，酸溜溜往桥下的车们吐口水，意外的是好事毫无征兆的来临——杂志社职业培训，公家出资全员学车考驾照。
我像当年第一次拥有自行车时一样亢奋。与一帮比女儿大不了几岁的女编辑们背科考题，习加减档，操弄侧方停车什么的。最难考的数倒库，不是后轮压线，就是车头撞杆，五次三番过不了关。一气之下，“五一”长假直奔杨斜丰源矿业当老板的六舅处，要了辆巡山的旧吉普，在河边沙场划线插杆，由老司机大表弟教练，村院碾麦子似的吭吭进，哼哼出，胳膊晒得像紫苕，总算过了关，拿到了珍贵的蓝本本。
转眼，退休了，重心移至锻炼身体，坚持步行一万步，走到哪儿都是车。儿子八年前买了十几万的大众，女儿买了二十几万的福特。去年吧，儿子同学移居澳洲，八九成新的宝马折半卖他，儿子犹犹豫豫，我说，有粉搽在脸上，旧车换了吧，向你姐借些钱，余下的把老子手头的几支基金卖了，买！
年前堂侄结婚，父子开车回老家随礼，进得侯塬村，见路宽人稀，我夺过方向盘，让儿子坐副驾驶照应，挂三挡进村。
进了堂侄院子，刚打开车门，蒸米饭的我的老同学惊乎：噫！开起豪车了呀！！我回：扎势哩嘛……（题图李雅杰）
那年我六岁，上一年级，三月初一刚过罢生日，见舅爷们来我家，说是督查分家。奶奶三儿一女，手里三间老屋，父亲、二叔、三叔各得一间。分完了坛坛罐罐，最后剩一辆架子车，奶奶为难了半晌，终是捏了三颗纸弹儿，让儿子们抓阄。父亲选择弃权，二叔也不伸手，示意直接给三叔吧，让三叔多往西窑拉煤贩炭，有架子车帮衬挣钱快，早日摘了光棍帽子，也算给早逝的爷爷有个交代。说得奶奶眼泪汪汪，也让我人生第一次知晓了车的重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洋芋糊汤糠皮炒面喂大了的50后，像路边的苦荞，瘦嶙嶙地成长。慢慢，日子渐渐好些。高中毕业的我缘于会吹笛子，被招进了丹凤县剧团。
七十年代剧团天天下乡演出，峦庄、庾家河、铁峪铺、武关、竹林关等。雇一辆解放牌卡车，或三五大小拖拉机拉布景道具，主演坐司机头(副驾)，拉头把板胡、敲鼓板的指挥，随装台的舞美队，挤在布景缝隙里。其他人交通工具自行解决。如是，312国道边便常常会出现一群人：埋伏墙角或谷秆背后，一花枝招展的女演员，笑咪嘻嘻地招手拦截过往空车，偶尔得手，其他人便打劫似的蜂拥而上，敬烟赔笑搭顺车。
那年月，几个有自行车的主儿最有尊严，他们男的载着女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自驾游似的潇洒。自行车载着友情，载着卿卿我我，也载出了几对男女演员的爱情。
其时，一向硬朗的父亲突然得了骨结核，脊柱流脓，我回家看望。拉家常间，父亲突兀地问我，二十三四岁，该成家了吧，剧团里有没合适的象？我回：再有象都让有自行车的驮走了。
我说的生气的话，也是实话。说过也就忘了，没成想父亲当了真，他让母亲用架子车拉着，找到大舅二舅，各借三十元钱，三叔也凑了三十元，圈里的半膘子猪卖了八九十元。当主任的二叔路子广，负责弄自行车票。
二叔把新崭崭的飞鸽牌自行车交给我时，伤感地叮嘱：娃呀，你妈卖猪那天哭得泪人似的，你爸身体不好，你得赶紧说媳子呀……
我鼻子发酸，佯做揉搓额头，抹掉不合时宜的眼泪珠子，拧转头抠着斑驳破败的墙皮，心里暗憋着劲儿……
回团里上班，我伪作初学骑车，还假戏真唱地在女演员宿舍前跌过几跤，无非是显摆自行车，拉眼球而已。
不久，坐在我前排弹琵琶的彭姓女子便成了我攻克的“碉堡”。有了飞鸽牌“炮弹”，我载着她赴棣花演出，上古城岭从不停车，黑水汗流的奉献当然不是白学雷锋，七十年代说媳妇讲究“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我们家日子拮据，只有其中一件，彭女士大约因了我骑车载人卖力的真情所动，舍了别的。半年后，我的飞鸽牌自行车载着她骑回商州，骑进侯塬老家……
时光的流逝由不得人掌控，一晃，我为人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已有一女了，为满足父母抱孙子的期盼，又生了个儿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我匆匆借调商县剧团，妻子停职失业。那年月时兴下海，也迫于找口饭吃，妻在老家商洛纸厂门口公路边，搭摊子卖豆腐脑。
每每周日来临，我便骑自行车撵到黑山区，赶集采购豆子，百八十斤一袋子，上了土地岭累得头晕眼花，晚上呻呻吟吟腰疼腿酸。妻看不下去，用豆腐脑赚的钱很快买了辆二手摩托车。
摩托车真个叫爽，骑着它打豆浆，倒腾猪肉，贩卖旧衣裳，进西安卖蒸馍，有挣钱的笑声，也有赔本的叹息。最得意莫过于骑摩托车吹龟兹，前车架放着圆号、唢呐，屁股后空着，心情好时载着个搭顺车一块吹龟兹的碎婆娘，英英武武地飙车显能耐，全不记祭奠亡灵时腮帮子吹得肿胀如噙两枚鸭蛋，只感念摩托车麻利，挣外快不耽误团里上班签到。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事流动活了，为圆文学梦，也谋多挣钱，靠着乡党文友们提携，毅然停薪留职，混迹西安文化圈打工十余年，陕西电视台、《人口报社》《西部法制报》，最后落脚著名作家芦芙荭主编的《百家故事》，任职首席编辑。那阵子，每遇闲空儿，一个人徜徉北大街立交轿，羡慕东来西去鲫鱼群游般数不清的大小汽车，酸溜溜往桥下的车们吐口水，意外的是好事毫无征兆的来临——杂志社职业培训，公家出资全员学车考驾照。
我像当年第一次拥有自行车时一样亢奋。与一帮比女儿大不了几岁的女编辑们背科考题，习加减档，操弄侧方停车什么的。最难考的数倒库，不是后轮压线，就是车头撞杆，五次三番过不了关。一气之下，“五一”长假直奔杨斜丰源矿业当老板的六舅处，要了辆巡山的旧吉普，在河边沙场划线插杆，由老司机大表弟教练，村院碾麦子似的吭吭进，哼哼出，胳膊晒得像紫苕，总算过了关，拿到了珍贵的蓝本本。
转眼，退休了，重心移至锻炼身体，坚持步行一万步，走到哪儿都是车。儿子八年前买了十几万的大众，女儿买了二十几万的福特。去年吧，儿子同学移居澳洲，八九成新的宝马折半卖他，儿子犹犹豫豫，我说，有粉搽在脸上，旧车换了吧，向你姐借些钱，余下的把老子手头的几支基金卖了，买！
年前堂侄结婚，父子开车回老家随礼，进得侯塬村，见路宽人稀，我夺过方向盘，让儿子坐副驾驶照应，挂三挡进村。
进了堂侄院子，刚打开车门，蒸米饭的我的老同学惊乎：噫！开起豪车了呀！！我回：扎势哩嘛……（题图李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