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占良
　　如果不是他打了我一耳光，我会永远叫他干爹。他是个卖粽子的大胡子，塌鼻斜眼比那些电影里的“太君”还恶相。但饿极了的我，还是舍不得他这个恶人。因为他常指使我捆扎吃过粽子的粽子叶。我们谈不上沾亲带故，更何况那年我才十岁，按时下的劳动法，他有违规使用童工之嫌。但我钟情他的“虐童”，盖为粽子叶上沾着些许可口迷人的米粒，可供我一饱口福。
　　偶尔，他说：“叫干爹。”我甜甜地叫了声“干爹”，他就赏我一个完整的美丽无比的粽子。我得寸进尺，常趁着他上厕所之机偷他的粽子。他发现了，惩罚我，打得我流了很多鼻血。我忘记了他的恩惠和许多好处，独记住了仇恨。
　　“割资本主义尾巴”开始了，他没眼色，不识时务地还卖粽子。我呢，和他门对着门儿，奶奶喂不饱我的肚子，我只好隔三岔五地去他院里寻猫呀、找狗呀地蹭饭，偷他的粽子，挨他的耳光……
　　慢慢，我长高了，想掴他一个耳光，可站在他面前又跳又蹦，还是够不着他脸。“武斗”不行，我就告他的密，揭发他。
　　口无遮拦，把他送进了看守所。
　　待在没风的地方，他没有怎么在意。他说，要不是外面有个瘫子老爹和我这个没爸没妈没大没小的干儿牵挂他，他愿意一直待在里边。长住公家便宜房，不漏雨、暖和，吃得不比外面差，还不费脑子、短阳寿。
　　但看守所里没法包粽子，不卖粽子让他很不开心。
　　同蹲看守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你干爹是个怪物，一辈子啥都不爱，系个鞋带儿都挽成死疙瘩，就稀罕包粽子……放风了，所里关押的人都炯炯窥视院子角落，争着、夺着抢占烟蒂，只有他老喝水、舀水。把水泼在土地上，偷偷摸摸在上面转啊转啊，重重地踩踏，带着两鞋泥进了屋子，然后一遍又一遍揉细和匀，捏成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粽子，然后嘴巴嘟嘟囔囔地嘀咕着：“祖宗的手艺丢不得呀……”
　　管教干部打扫卫生，扫走了泥巴粽子，干爹就不吃饭，发高烧说胡话，挺了脑袋瓜往墙上撞。
　　那年五月端阳，干爹没了泥巴粽子，就在看守所里打滚、翻跟头，闹出了满身汗，便老老实实坐着搓垢痂，脸蛋子、脖根子、肩膀、脊背、胳肢窝、大腿缝儿……搓出了好多垢痂凑成堆，掉在地上的一星半点也小心翼翼地拈起来，然后揉搓成碎碎的两个小黑三角，他说是他给外面的老爹和干儿子的粽子……
　　新来的管教干部曾经爱吃他卖的粽子，他认为干爹疯了，一份精神病的材料几经折腾，干爹便被释放了。
　　自由了的干爹还卖粽子。但凡捏起包粽子的苇叶、槲叶，掬捧白银银的珍珠般的糯米，他就像中了头奖的彩民、升了局长的科员、喝了陈酿的酒鬼，英武亢奋，话多的像干渠抽了闸门的水……
　　到了两千年，干爹八十岁的堂兄——一个台湾粽子经销商人，回商洛来探亲。他介绍手头品种多多，有白米粽、绿豆粽、叉烧粽、八宝粽、烧肉粽、干贝、芋头、蛤干、鸭蛋等等……干爹猛地一拍大腿：“再加上咱老家的板栗粽、核桃粽、商芝粽、名字就叫秦岭多味粽……”
　　干爹家族们的创意，市场在远方，实效说不清。记忆深刻的是多味粽子，以及它延伸着的多味人生。
　　还有关于粽子的反刍。
　　或许十多岁时少不更事，吃谁饭，砸谁的锅，烙印了终生的悔恨，只是每每看到像干爹一样的卖粽子的人，那熟悉的叫卖声、熟悉的香味、熟悉的背影，心里便五味杂陈，便“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