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先秦时代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历史上极其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追溯历史，阅读商鞅非常有价值，也很有意义，我们会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商洛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的封地，可见咱商洛与商鞅颇有渊源。立足商洛，伫立于商洛市商鞅广场，凝视着威武高大的商鞅雕塑，不由得不让人感慨万千，发思古之幽情。
　　据介绍，“商鞅封邑”遗址至今尚存，以商鞅作为商洛的城市雕塑最合适不过了。商洛人一看到此雕塑，一种自豪感和创新变革、发奋图强的历史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而外地人一进入商洛看到商鞅，就会从这座雕塑上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文化、神韵和风骨。
　　广场上商鞅的雕像，伟岸英俊，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那种政治家、改革家的睿智和气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向我们走来。
　　商鞅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战国时期，秦国秦孝公，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犹豫不决。于是，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反对变法。商鞅舌战群臣，阐述了他的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同时，他以历史进化的思想，有力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新法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随即出示布告，称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集市北门，就赏给他十金。百姓感到十分好奇，却没人敢去搬动。商鞅又下令说：“有能搬动的赏他五十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当即赏给他五十金。商鞅采取“立木为信”的办法取信于民，为变法做好了准备。
　　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商鞅辅佐朝政20余年，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使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总会遭到阻力的原因。
　　商鞅变法也不例外。秦孝公驾崩以后，公子虔等贵族势力便罗织罪名，诬其谋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商鞅逃亡至边关，欲投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道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就未留宿。在那时以商君之法告官，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便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骗擒公子昂招致魏军被灭，拒绝他入境。商鞅无奈被迫潜回封邑商於，派遣商邑军队攻击郑国，以便在郑国谋取生存空间。秦发兵讨伐商鞅，商鞅在郑国黾池被杀，其尸体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后示众。秦惠文王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
　　可悲可叹，这位立下大功的改革家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不能不让人们唏嘘不已。
　　商鞅虽然被杀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商鞅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主流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评价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追溯历史之长河，思接千古，思绪万千。在内心深处，激荡着一种对商鞅的无限崇拜和敬仰之情，还有一种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和恰逢盛世的幸福感与使命感。
　　无论是商洛人，还是外地人，当你来到商洛这片沃土，都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大潮中勇于开拓创新，建伟业、立奇功。
　　商鞅是一部书，一部厚厚的书，值得我们好好地去阅读，深入地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