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投资结构 保持适度规模
文章字数:4552
到2021年底,全市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依次为9.1:35.6:55.3,产业投资结构完成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图为洛南县岭南生物科技公司食用菌产业示范园。 (本报记者 谢 非 摄)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心城区和各县县城建设日新月异,环境显著改善、形象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度、美誉度不断提升。图为市民在商洛市银杏公园休闲。 (本报通讯员 田亚鹏 摄)
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大领域。其中,2014年至2019年,我市基础 设施投资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6年间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图为市区北环路。 (本报记者 杨 鑫 摄)
本报通讯员 益晓云 陈晓艳
适度的投资规模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大投入不一定能带来更大发展。对于商洛来说,投资额超过GDP,短期看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长期这样会出现诸如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企业和政府债务加重、投资结构不优、经济增长缓慢等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通过对2010年至2021年全市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调查分析,得出结论:投资与GDP比例长期不协调,就难以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只有优化投资结构,保持适度投资规模,才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大投入带来了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了我市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商洛已经过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起飞和初期发展阶段,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投资拉动对商洛经济发展作用明显。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经济腾飞,高投资率是不可逾越的阶段。1949年以来,商洛投资经过跨越式发展,带动经济步入快车道,为经济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后,1978年至2017年,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804亿元,年均增长22.5%;国内生产总值累计5808亿元,年均增长9.6%,大投入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2018年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对GDP的贡献减弱。2019年,投资出现了25年来首次负增长,影响GDP增速也随之回落。2020年,GDP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11.2%。2021年,投资与GDP增速趋稳。
投资结构演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投资产业结构的演变,总是领先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为产业结构调整奠定坚实基础。20世纪50年代初期,商洛投资以农业为主导,投资产业结构呈现“一二三”格局;“一五”计划至1990年,随着重点工业建设和“三线建设”等工业投资项目的加快实施,逐步形成了以工业投资为主导的产业格局;1990年后,投资的方向逐步转移到以高速公路、铁路、高铁等改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供应、城市环保和市政基础设施等三产上,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到2021年底,全市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依次为9.1:35.6:55.3,产业投资结构完成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
从GDP产业构成看,1998年以前,全市农业占主导,第三产业水平低下,发展迟缓,经济结构呈现“一二三”格局。2000年以后,我市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实施“产业兴市、工业强市”战略,采取工业、服务业并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实现了向工业、服务业为主导的地方经济的转变。2021年,全市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依次为13.9:39.9:46.2,经济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
经济结构转型决定投资方向。从2010年至2020年主要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主要集中在农业、工业、建筑业和其他服务业,4个行业的增加值占到GDP的80%以上。其中,其他服务业占比逐年提升,农业、建筑业占比逐年降低;至2020年,工业、其他服务业、农业、建筑业增加值占比分别是30.3%、25.8%、16.3%、5.4%,4个行业增加值增长最快的是其他服务业,其余3个行业增加值增速均有所回落。
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大领域。其中,2014年至2019年,我市基础设施投资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6年间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2019年,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42.2%,超过工业投资成为我市第一大领域投资,但在2020年,由于财政清理整顿、政府债务管控加剧等因素影响,我市基础设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当年投资同比下降22.4%,占比下降到33.7%。2021年,我市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已退居第二位。2014年至2021年,我市工业投资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到2021年已超过基础设施成为第一大投资领域,占比达到35.7%。房地产业投资在2014年至2021年比重呈现逐年下降态势,主要是由于陕南移民大搬迁及保障房建设基本接近尾声,其他房地产业投资呈现下降所致。在GDP中,工业及其他服务业占比的提升,说明工业及其他服务业发展迅速,引导投资向工业及基础设施领域扩张。
投资对GDP的拉动存在滞后期。投资与GDP速度趋势基本一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即固定资产投资对于GDP的促进作用并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逐步释放出拉动作用的。
投资与GDP增速呈现大致相似的变化规律(201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了剪刀差),投资增速回落,经济增长随之减缓,但两者并不完全同步,投资的波动幅度大于GDP的波动幅度,GDP增速的波动明显滞后于投资增速的波动。GDP增速出现下跌迟于投资负增长的时间点,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显现,这种滞后期是1年时间左右。
长期高投资率存在风险
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投资是构成GDP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投资是不应该超过GDP的,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投资中的土地、旧设备等没有创造成果,这部分投资不能转化为GDP,所以完成投资也不能全算为GDP。商洛经济发展不充分,经济结构不优,产品竞争力不强,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是属于引进的外来投资,不能计入当地GDP。投资超过GDP在一定时期内是合理的,但长期投资超过GDP就会出现与经济不协调发展的情况。投资规模超出了一定时期人力、物力和财力,又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企业利润微薄,投资能力不强,过度的投资规模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甚至会产生风险。
2014年至2018年,我市GDP增速均保持在8.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7%,在这5年间我市投资总额超过了当年GDP总额,投资率高涨,在2017年达到峰值,当年政府债务率也达到了峰值,在2018年后投资及GDP增速双双回落。2019年,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出现24年以来首次下降,完成投资额同比下降2%,当年GDP增速也回落至5.3%。2020年,我市投资与GDP双双出现了下降,分别下降3.6%和11.2%。这些情况说明,如果投资与GDP比例长期不协调,就会造成经济对投资过度依赖、投资效益不高、高技术制造业投入不足及政府企业债务加重等突出问题,就难以维持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2014年至2021年,我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例除2019年基本持平外,其余年份均超过100%,最高比例达到149.06%。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左右;发达国家在15%—20%左右。拿商洛市投资与GDP比例最高的2017年来看,全国比例为77.7%,发达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为29.9%、23.7%、27.5%、22.9%;陕西省比例为108.8%,陕南汉中、安康、商洛分别为108.2%、117.9%、149.1%。商洛市2017年投资与GDP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发达城市、陕西省平均水平及陕南兄弟地市,表明我市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严重依赖。
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快增长、消费下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效益下滑,给经济发展带来拖累。缺乏消费支撑的经济体,光靠投资来拉动的经济增速是不健康的,也是缺乏持续性的,一旦投资引擎不再,经济将面临“硬着陆”风险。
举债投资风险加大。投资超GDP,必定举债建设。投资资金来源只能是向企业、银行、国家借,长期这样,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不仅会制约消费健康发展,还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供需失衡,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难以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加大。2015年至2019年,我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断上升,5年间上升了8.57个百分点,2020年受债务管控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同比下降22.4%,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从我市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看,70%的投资是企业自筹资金。通过对我市2021年亿元以上50个项目开展资金来源调查看,企业自筹资金中20%由建设单位自有或是上级集团公司下拨,80%来源于借入资金,其中借入资金的60%是由施工单位垫付,20%是单位之间拆借,还有20%是向信托公司借入的。企业债务加大,风险加剧。
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受阻。当前,我市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与制造业投资不足、产业层次不高有很大关系。2017年至2019年,重大项目接续不足,制造业投资增速呈下滑趋势,2018年和2019年出现了负增长。2020年,随着陕西秦兴矿业有限公司日处理1000吨石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陕西华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碳酸钙产品开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工业产业项目的落地开工,制造业投资出现了报复性反弹,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有所提高,但总体上仍显过低,始终在20%左右徘徊。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推动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2016年至2021年,我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呈下滑趋势,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为8.8%,比2016年降低了17.5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入不足,限制了制造业技术开发,增加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质量不高。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合理的,今后一定时期内,我们还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但必须要注重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拿2017年举例,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占37.9%,而以美丽乡村景区建设为主的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就占到基础设施投资的69.4%。有些项目投资大、回收期长、未来经济效益差,个别投资可以说没有效益。
高质量投资拉动高质量发展
目前是我市经济的发展阶段,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空间,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根本性改变,投资仍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未来经济增长最终是要转向依靠消费拉动为主的,所以当前必须要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形成投资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让经济的增长在投资的引领下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商洛市是一个经济外向度和开放发展层次相对较低的城市,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短期内难以改观。投资拉动过程中,要更多采用本地产品,安置本地人员就业,解决本市的发展问题,以高质量项目带动高质量发展,保持投资适度规模,从经济发展趋势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由依靠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协调拉动逐步转变。
加强债务管控,化解债务风险。商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也不能忽视其中隐藏的风险,尤其需要重视地方政府债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在大力规范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强化监督问责,规范融资行为,有效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优化投资结构升级,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只有投资结构合理了,经济结构才能合理。一方面,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平衡国有和民间投资,更多激发市场活力。鼓励民间投资,从减税降费提高投资率、优化营商环境、让民企更多地参与PPP项目投资以提升民企投资信心等方面着手。另一方面,要加强投资实体经济,特别是向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引领。当前,我市投资效益上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正确的投资方向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路径,按照我市提出的打造“一都四区”的目标和路径,围绕生态旅游、健康养老、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重点行精准招商,以高质量投资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心城区和各县县城建设日新月异,环境显著改善、形象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度、美誉度不断提升。图为市民在商洛市银杏公园休闲。 (本报通讯员 田亚鹏 摄)
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大领域。其中,2014年至2019年,我市基础 设施投资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6年间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图为市区北环路。 (本报记者 杨 鑫 摄)
本报通讯员 益晓云 陈晓艳
适度的投资规模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大投入不一定能带来更大发展。对于商洛来说,投资额超过GDP,短期看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长期这样会出现诸如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企业和政府债务加重、投资结构不优、经济增长缓慢等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通过对2010年至2021年全市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调查分析,得出结论:投资与GDP比例长期不协调,就难以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只有优化投资结构,保持适度投资规模,才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大投入带来了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了我市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商洛已经过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起飞和初期发展阶段,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投资拉动对商洛经济发展作用明显。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经济腾飞,高投资率是不可逾越的阶段。1949年以来,商洛投资经过跨越式发展,带动经济步入快车道,为经济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后,1978年至2017年,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804亿元,年均增长22.5%;国内生产总值累计5808亿元,年均增长9.6%,大投入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2018年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对GDP的贡献减弱。2019年,投资出现了25年来首次负增长,影响GDP增速也随之回落。2020年,GDP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11.2%。2021年,投资与GDP增速趋稳。
投资结构演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投资产业结构的演变,总是领先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为产业结构调整奠定坚实基础。20世纪50年代初期,商洛投资以农业为主导,投资产业结构呈现“一二三”格局;“一五”计划至1990年,随着重点工业建设和“三线建设”等工业投资项目的加快实施,逐步形成了以工业投资为主导的产业格局;1990年后,投资的方向逐步转移到以高速公路、铁路、高铁等改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供应、城市环保和市政基础设施等三产上,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到2021年底,全市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依次为9.1:35.6:55.3,产业投资结构完成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
从GDP产业构成看,1998年以前,全市农业占主导,第三产业水平低下,发展迟缓,经济结构呈现“一二三”格局。2000年以后,我市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实施“产业兴市、工业强市”战略,采取工业、服务业并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实现了向工业、服务业为主导的地方经济的转变。2021年,全市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依次为13.9:39.9:46.2,经济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
经济结构转型决定投资方向。从2010年至2020年主要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主要集中在农业、工业、建筑业和其他服务业,4个行业的增加值占到GDP的80%以上。其中,其他服务业占比逐年提升,农业、建筑业占比逐年降低;至2020年,工业、其他服务业、农业、建筑业增加值占比分别是30.3%、25.8%、16.3%、5.4%,4个行业增加值增长最快的是其他服务业,其余3个行业增加值增速均有所回落。
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大领域。其中,2014年至2019年,我市基础设施投资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6年间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2019年,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42.2%,超过工业投资成为我市第一大领域投资,但在2020年,由于财政清理整顿、政府债务管控加剧等因素影响,我市基础设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当年投资同比下降22.4%,占比下降到33.7%。2021年,我市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已退居第二位。2014年至2021年,我市工业投资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到2021年已超过基础设施成为第一大投资领域,占比达到35.7%。房地产业投资在2014年至2021年比重呈现逐年下降态势,主要是由于陕南移民大搬迁及保障房建设基本接近尾声,其他房地产业投资呈现下降所致。在GDP中,工业及其他服务业占比的提升,说明工业及其他服务业发展迅速,引导投资向工业及基础设施领域扩张。
投资对GDP的拉动存在滞后期。投资与GDP速度趋势基本一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即固定资产投资对于GDP的促进作用并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逐步释放出拉动作用的。
投资与GDP增速呈现大致相似的变化规律(201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了剪刀差),投资增速回落,经济增长随之减缓,但两者并不完全同步,投资的波动幅度大于GDP的波动幅度,GDP增速的波动明显滞后于投资增速的波动。GDP增速出现下跌迟于投资负增长的时间点,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显现,这种滞后期是1年时间左右。
长期高投资率存在风险
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投资是构成GDP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投资是不应该超过GDP的,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投资中的土地、旧设备等没有创造成果,这部分投资不能转化为GDP,所以完成投资也不能全算为GDP。商洛经济发展不充分,经济结构不优,产品竞争力不强,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是属于引进的外来投资,不能计入当地GDP。投资超过GDP在一定时期内是合理的,但长期投资超过GDP就会出现与经济不协调发展的情况。投资规模超出了一定时期人力、物力和财力,又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企业利润微薄,投资能力不强,过度的投资规模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甚至会产生风险。
2014年至2018年,我市GDP增速均保持在8.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7%,在这5年间我市投资总额超过了当年GDP总额,投资率高涨,在2017年达到峰值,当年政府债务率也达到了峰值,在2018年后投资及GDP增速双双回落。2019年,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出现24年以来首次下降,完成投资额同比下降2%,当年GDP增速也回落至5.3%。2020年,我市投资与GDP双双出现了下降,分别下降3.6%和11.2%。这些情况说明,如果投资与GDP比例长期不协调,就会造成经济对投资过度依赖、投资效益不高、高技术制造业投入不足及政府企业债务加重等突出问题,就难以维持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2014年至2021年,我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例除2019年基本持平外,其余年份均超过100%,最高比例达到149.06%。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左右;发达国家在15%—20%左右。拿商洛市投资与GDP比例最高的2017年来看,全国比例为77.7%,发达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为29.9%、23.7%、27.5%、22.9%;陕西省比例为108.8%,陕南汉中、安康、商洛分别为108.2%、117.9%、149.1%。商洛市2017年投资与GDP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发达城市、陕西省平均水平及陕南兄弟地市,表明我市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严重依赖。
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快增长、消费下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效益下滑,给经济发展带来拖累。缺乏消费支撑的经济体,光靠投资来拉动的经济增速是不健康的,也是缺乏持续性的,一旦投资引擎不再,经济将面临“硬着陆”风险。
举债投资风险加大。投资超GDP,必定举债建设。投资资金来源只能是向企业、银行、国家借,长期这样,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不仅会制约消费健康发展,还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供需失衡,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难以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加大。2015年至2019年,我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断上升,5年间上升了8.57个百分点,2020年受债务管控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同比下降22.4%,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从我市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看,70%的投资是企业自筹资金。通过对我市2021年亿元以上50个项目开展资金来源调查看,企业自筹资金中20%由建设单位自有或是上级集团公司下拨,80%来源于借入资金,其中借入资金的60%是由施工单位垫付,20%是单位之间拆借,还有20%是向信托公司借入的。企业债务加大,风险加剧。
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受阻。当前,我市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与制造业投资不足、产业层次不高有很大关系。2017年至2019年,重大项目接续不足,制造业投资增速呈下滑趋势,2018年和2019年出现了负增长。2020年,随着陕西秦兴矿业有限公司日处理1000吨石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陕西华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碳酸钙产品开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工业产业项目的落地开工,制造业投资出现了报复性反弹,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有所提高,但总体上仍显过低,始终在20%左右徘徊。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推动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2016年至2021年,我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呈下滑趋势,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为8.8%,比2016年降低了17.5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入不足,限制了制造业技术开发,增加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质量不高。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合理的,今后一定时期内,我们还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但必须要注重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拿2017年举例,我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占37.9%,而以美丽乡村景区建设为主的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就占到基础设施投资的69.4%。有些项目投资大、回收期长、未来经济效益差,个别投资可以说没有效益。
高质量投资拉动高质量发展
目前是我市经济的发展阶段,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空间,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根本性改变,投资仍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未来经济增长最终是要转向依靠消费拉动为主的,所以当前必须要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形成投资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让经济的增长在投资的引领下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商洛市是一个经济外向度和开放发展层次相对较低的城市,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短期内难以改观。投资拉动过程中,要更多采用本地产品,安置本地人员就业,解决本市的发展问题,以高质量项目带动高质量发展,保持投资适度规模,从经济发展趋势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由依靠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协调拉动逐步转变。
加强债务管控,化解债务风险。商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也不能忽视其中隐藏的风险,尤其需要重视地方政府债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在大力规范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强化监督问责,规范融资行为,有效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优化投资结构升级,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只有投资结构合理了,经济结构才能合理。一方面,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平衡国有和民间投资,更多激发市场活力。鼓励民间投资,从减税降费提高投资率、优化营商环境、让民企更多地参与PPP项目投资以提升民企投资信心等方面着手。另一方面,要加强投资实体经济,特别是向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引领。当前,我市投资效益上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正确的投资方向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路径,按照我市提出的打造“一都四区”的目标和路径,围绕生态旅游、健康养老、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重点行精准招商,以高质量投资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