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多读点儿经典名著，便不难发现其作者中的大多数都一生坎坷，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从而有感而发、发愤抒情。他们的传世作品，也大多可以归于“发愤抒情”之列。不然，便无法解释中国《写作通论》里的“根情苗言”一说。
　　一般的抒情，就是表达思想、抒发情感。女子给男子使个媚眼，这是抒情；女子怒视男子一眼，这也是抒情。日常人们表达所思所想、抒发情感的话语，同样会受到一定语境的制约，口头说话就是“原生态”的写作。如果谁说的话另有“本意”，那他的抒情便有了言语的艺术性；而组成语句的某些短语、词语的约定俗成的“字面含义”，便会随之消失。其实幽默感，有时也源于抒情。比如，本来天旱得让人心烦，可与朋友见面时却要幽默一下，说：“嗯，今天天气好！”这种抒情犹如一般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它就是审美创造层次的抒情。
　　文学层面的“发愤抒情”艺术，源自屈原《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大意是：痛心啊，由于进谏不成反而招来不幸，要倾诉心中强烈的怨恨。可见这种抒情的本身，就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强烈反映。换言之，一般的抒情只是“说说而已”，若将一肚子没处说的话加以描眉扑粉，那就是文学范畴的“发愤抒情”了。比如，具有很强文学性的经典《离骚》《史记》《过秦论》等，都明显含有“发愤抒情”的成分。
　　孟子“迂阔”而不得志，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他要倡导天下的人奋发向上，游说列国，写文章，始终一身浩然正气。屈原的“精气”说，与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具有明显的不同，他的发愤抒情大多是倾诉衷肠、抒发怨气、自我排遣，以至自处而明志。所以，尽管孟子和屈子生活于同一历史时期，而且性格相似，孟子成了集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于一身的“亚圣”，而屈原成了伟大的文学家和爱国诗人。比如孟子的一组句内排比：“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它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极为重要的一条美学创造原则的形成——“发愤抒情”。加之后来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将韩愈时，他便从孟子“发愤抒情”的角度出发，干脆提出了古文创作要“不平则鸣”的主张。可见，“发愤抒情”是一种强烈的思想情感的宣泄，只不过是不同时代及其不同作者，各自宣泄的动机、目的和方式各有千秋罢了。
　　具体点儿说，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雷霆万钧，好像把一肚子的气全都撒在了思想情感的抒发上。先用一连串整齐的排比句式“归纳椎弹”，一共列举了舜、傅说、胶鬲、管夷、孙叔敖、百里奚这六位先圣出身低微，后来却都担当了“大任”的成功范例，由此证明“生于忧患”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接着将排比、对偶短语夹在整句话的中间，极力铺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前，要让人经受难以想象的困苦与考验，同时反衬六位圣贤的成功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式，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全文从头至尾，从句子的整齐、对称，到语气的铿锵有力，言简意赅，层层递进，感情色彩浓烈，势如排山倒海，就连节奏旋律也都给人以震撼。
　　当年老师讲解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时，曾经教导我们务必懂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却只字未提孟子此文实乃“发愤抒情”之作。后来我才发现，像我等这样的学生，没有足够的自身修养，没有足够的人生磨砺，整天泡在蜜罐子里，仅凭一点才情闭门造车，本就先天情感不足，如若抒情的文字越多，那诗文的质感就会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