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今年过年不蒸馍了，到馍店里买些，不受那枉累。”“不行啊，咱还要蒸一些祭祖的献祭馍和包子，这些馍店里没有……”这是昨日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时儿子和老伴的一段对话。听着母子俩的对话，我脑海里便浮现出童年时母亲蒸年馍的画面。
　　我的孩提时代是一个物质生活困乏的年代。那时候，以生产队为单位种地安庄稼，生产队给社员分粮是按“人八劳二”或者“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夏季口粮从每年7月1日计算，到9月30日结束，10月1日开始吃秋粮。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父母挣的工分少，分的麦子也少。为了节省一些麦子过年，母亲平时就给我们吃粗粮和红薯叶菜、萝卜缨子浆水菜、蓖麻叶菜等，就这样紧抠慢抠，到了年关蒸年馍时，可供磨白面的麦子依然不够用。这时，父亲就胳肘窝里夹一条布袋去亲戚家借麦子。好在生产队里还种着一些白苞谷，那白苞谷磨出的面是白色的，可以假乱真补充小麦白面不足的囧境。
　　小小的年馍，填充着我们饥饿的胃，从肉体到精神上给我们带来愉悦，它还承载着浓浓的亲情，传递着亲朋好友之间对来年的美好祝愿。每年拜年时，姑舅姨家是必须要去的，还有一些表叔表伯、亲朋好友，一年到头了都要去走走，联络一下感情，过年最主要的礼当就是年馍，因此母亲每年要蒸好几百个年馍哩。
　　每年交上冬月，母亲就找个空闲的晚上烧半筒子锅热水，把晒干的白苞谷浸泡，第二天早上捞出来拿到空地里晾干，再让我们推石磨或者拿到水磨房里磨成面，借好天气把白苞谷面晾干，蒸年馍时按照一定的比例与麦面搭配，这样蒸馍就节省了麦面，可以把年馍蒸多一点。
　　我家蒸年馍大多数时间是在腊月二十七八，因为蒸得早了，不够娃们吃零嘴，蒸得迟了娃们也就吃得少，能省一些，过年的时候给亲戚拜年能宽展些。
　　蒸年馍的头天晚上，母亲烧温水和面起面，因为天气寒冷，母亲就把面盆塞进连锅炕的热被窝里，第二天早上面盆里的面发得噗呲，都流了出来。
　　蒸年馍的早上，人冷得全身打颤，母亲把棉袄袖头往上一挽，又是往锅洞生火添柴，又是调碱揉面；一会儿弄红白萝卜丝，一会儿泡粉条渣子，一会儿又剥葱蒜苗，还要抽空揉个面蛋蛋往锅洞里烧熟，看碱轻重。若碱轻了，蒸出的馍是青蛋、和尚头；若碱重了，馍成了黄蜡木柴，拿不出手。为了把年馍蒸好，母亲第一锅就蒸调和馍，也就是今天人们说的花卷馍。第二锅子开始蒸年馍，她在把面疙瘩剁好揉圆后，用刀刃轻轻地在年馍头上画一下，揭锅出馍时，还要大喊一声：“长——！”母亲说喊“长”，主要是提醒锅里的年馍张开嘴，笑呵呵的。出锅后，母亲还要在咧着小嘴的年馍上点一点桃红色，说把这样的馍送到亲戚家，亲戚家就会红红火火，日子节节高。
　　我们家亲戚比较多，每年蒸年馍得花一天时间。傍晚时分，年馍蒸好了，母亲也累得腰直不起来了。她分类整理，把年馍装进柜子里。为防我们偷吃，还要在柜上加一把锁。
　　如今，物质生活极其丰富，人们平日里啥也不缺，天天赛过年。人们拜年走亲访友不是到粮油店提米面油，就是到超市买纯奶、高档礼品盒，昔日的年馍退出历史舞台，被这些既方便又体面的高档礼品替代了。
　　近三年，亲戚之间也很少走动，亲情都淡漠了，今年国家调整政策，往日热热闹闹过大年、欢欢喜喜迎新春的场面又回来了，浓浓的年味也回来了。这不，家里的年馍热气腾腾的刚出锅，楼下便传来了几个小女孩的声音：“叫姥姥，你别烦，过了腊八就是年。盼新年，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丫头戴花，小子点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