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贫瘠，山路蜿蜒，靠天吃饭……如果你是一个旅人，初次见识牛背梁，一定会这样猜想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和状态。
　　的确，秦岭山脉里的牛背梁人，一年在土里刨出的苞谷、土豆、红薯，甚至难以满足一家人的饱腹之需。然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秦岭相处，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双赢之路。
　　从排斥到开放接纳，再到主动保护，通过社区共管，村民们从生态保护的“可能破坏者”变成了“共同管理者”，从“被防范者”变成了“保护者”。现在的他们，不仅是绿水青山的体验者和受益人，更是大秦岭的直接保护人。
　　牛背梁的故事，不仅是人与秦岭双向奔赴的动人故事，更为秦岭保护中的社区共管提供了可参考的先例。
　  矛盾：被“入侵”的小农经济
　　柞水县营盘镇的朱家湾村原来叫老林头。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这个地方：“老林头，老林头，吃的石蜡菜，点的松树油。”
　　这里的贫困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靠山吃山、有木伐木、有药采药。
　　1987年，牛背梁保护区设立后，加强了对区内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大大限制了当地村民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传统生计方式大受冲击。
　　“牛背梁保护区老林保护站刚建立的时候，村民们都不可避免地有抵触情绪。因为‘保护’二字意味着前所未有的约束。村民昨天还在野地里撒欢，今天却可能不小心踩入‘禁区’，或是因为伐木、采药受到批评教育甚至处罚。”朱家湾村原书记严成学从1984年就在这里当村干部，回忆那几年的日子，记忆犹新，“那时候，村民们包括我自己都很纳闷：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山林，怎么就忽然不让进了？我们就靠伐木赚钱，忽然不让伐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一时间，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也随之而起。
　　“以往，牛背梁人世代延续着小农经济。我们目睹过经济发展对山林的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实是深深刻在大家脑海中的。”严成学说，“保护区的成立，契合了当地人恢复生态的想法，却是以非本土的‘入侵’姿态进入的。道路的修建，新制度的建立，森林公园的建设……一件件新鲜事物从山梁外不断涌入，让我们慌了神。”
　　如何转变和改善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与社区的合作，进而让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到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中来，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牛背梁管理局）一边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教育，一边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收入，减少群众损失。
　　牛背梁管理局通过学习和考察，掌握了培育野生药材的技术，并传授给当地群众。在他们的扶持下，朱家湾村10户里就有3户在种植猪苓和其他药材，收入可观。
　　随后，更好的转机出现了。
　　转机：旅游经济与迅速调整的生活方式
　　在接受采访中，严成学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这里野生动物众多，大家的庄稼老被野猪糟蹋，动不动就减产一半以上。　 
　　村民没法生活，经常来村委会投诉。过去，我的一个工作就是帮村民打野猪。现在，野猪照样下山觅食，来投诉的老百姓却几乎没有了。”
　　这是为啥？原来，其他的营收越来越多，老百姓们逐渐不跟野猪“死犟”了。很多村民甚至主动把一些坡度大、闲置多的土地退耕还林了。
　　什么营收把他们“解救”了出来？是旅游业。
　　牛背梁的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一些休闲度假区开发起来。部分村民买了农用车，投入修路、建筑等工程，积累起了第一桶金。等到路修好时，国家森林公园也开始接待游客，旅游市场培育起来了，那些积累了建设资金的村民便开始摸索着开农家乐，或是养殖鳟鱼开发生态饭庄。如今，这些先行者收入可观，其他村民跃跃欲试，为这些农家乐帮厨种菜，间接加入到生态旅游的产业链中。
　　据调查，全村60户左右的农家乐中，情况最好的年净利润能达到20万元。规模最小的农家乐也有2万元左右的净收入。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让村民们富起来，也打破了保护区与群众的僵局。
　　过去，当地群众靠山吃山。保护区成立后，他们不能再随意上山伐木采药狩猎，但野猪、狗熊等野生动物还是经常糟蹋庄稼。村民们只遭受损失，没有尝到保护的甜头，意见很大是必然的。
　　“在多年的保护工作中，我们发现一条规律：越是农家乐开得多的村子，保护宣传工作越好做。”牛背梁管理局局长白光锋说，“旅游与农家乐这些新产业的发展，开启了当地社区对牛背梁保护区从被动到主动接纳的改变，村民们也主动参与到保护自然生态的行动中。”
　　转变：从被监督到主动保护
　　“保护站成立以后，站上的同志们经常会给我们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和动物保护法，也会对我们伐木和打猎的行为进行处罚。说实话，那时候挺烦他们的，觉得是他们斩断了我们的财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朱家湾村村民李保明说，“可是保护区的同志们从来不怕村民们的冷脸，年年进村庄、月月搞宣传。他们说保护环境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能把青山绿水变成穷山恶水，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说得多了，我们听得也多了，也受到些影响。但是反过来一想，就算环境变好了，你们也不给我发一分钱，我们的生活也没啥变化，说那些顶用吗？”
　　村民们对保护区的抵触情绪从10多年前开始有了转变。那时候，村里大概有10户村民试着开了农家乐，当拿到第一笔收入的时候，李保明终于相信，原来我们的好环境这么值钱，不用伐木、挖药也能挣钱。
　　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是观念的彻底转变。
　　“现在再也没人愿意上山伐木打猎了。上山又辛苦又违法，都不愿意去干那事呀！”李保明自己开了个农家乐，不仅不砍树打猎，还在闲暇时间义务巡山，“现在我们还是靠山吃山，不过靠的不再是破坏环境而是保护环境。我们已经把保护站的同志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也愿意和他们一起保护环境，保护好秦岭的绿水青山。”
　　李保明不是个例。在对周边村多个村民的采访中，“从排斥到接受”“认为自己的好生活来源于好生态”“从被监管到主动保护”等思想和行为的转变在交谈中高频出现，成为村民们的共同认知。
　　“保护区、隧道、森林公园、农家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牛背梁逐渐形成了新的生态链：人类生活生态链。这条生态链与保护区的自然生态链形成了一种双链模式，相互依赖、影响甚至决定。村民们知道，如今的旅游资源深深依赖于自然生态的保护。自然生态曾经展示出它的脆弱性和难以修复性，因此更值得我们细心维护，为自己，也为子子孙孙。”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