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母亲分别时，雪粒子砸在车玻璃上沙沙响。
　　我向后视镜里望去，只见母亲紧紧抱着一床棉被，一瘸一拐地朝我奔来，她的身影单薄而脆弱，恰似寒风中摇摇欲坠的枯枝，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
　　来到车旁，她费力地往后备箱里塞棉被，那条因风湿而行动不便的腿使不上劲，整个人几乎要倒进后备箱里。
　　“妈，我自己来。”我急忙喊道，声音里满是心疼。“不碍事。”她倔强地摇头，膝盖却重重磕在保险杠上，疼得忍不住咧了一下嘴角。
　　那床棉被，蓝色小碎花被面，裹着新晒的棉絮，散发着阳光的气息。仔细瞧，针脚细密得像蚂蚁爬过的痕迹，被面边缘还缀着褪色的并蒂莲——那是她当年出嫁时珍贵的嫁妆啊！
　　终于，后备箱“咔嗒”一声合上了，母亲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突然扶住车身，剧烈喘息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棉裤，被肿胀的风湿膝盖顶出了一个包，膝盖处的布料被磨得发亮，露出里面泛黄的衬布。她眼角的皱纹里落着雪，说：“这下好了，压箱底几十年的被子，总算交给你了。”
　　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到过去，在那黑洞洞的石板房里，冬夜的寒风如刀子般凛冽，土炕上的一张破席子上，便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时家里穷，母亲只裹着单薄的粗布单，为了怕我冻着，总是将粗布单折叠成双层给我盖，她的腿一夜夜暴露在寒冷之中。父亲心疼她，多次想拿出她的嫁妆被给她盖上，母亲说什么也不肯。那年头棉花票比金子还贵，她总摩挲着陪嫁的蓝印花被叹气：“你外婆用三斗大米换的，线脚密得连虱子都钻不进去。”
　　我整夜啼哭，母亲对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等开春棉花票下来，给幺女缝床厚被。”
　　然而，偏偏在那一年，棉花供应特别紧张，母亲好不容易领到了棉花票，却怎么也买不到棉花。那年她二十岁，月子里落下的风湿腿，让她每逢阴雨天便疼得直不起腰。
　　后来，我考上师范学校，离家前夜，昏黄的煤油灯把母亲佝偻的身影映在墙上，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满是生活的褶皱。她跪在炕头，膝盖垫着我穿破的旧毛衣，针线在被面上熟练地游走。她的指节因为风湿肿得发亮，每缝一针都要用牙咬住线头。我望着被面褪了色的并蒂莲，突然发现，这竟是她用陪嫁被面改的，只是里面的棉花是新买的。
　　我有些嫌弃地看着泛旧的被面，说道：“妈，这被面你还是留着……”
　　她头也不抬，将针在灯芯上燎了燎，认真地说：“针脚要密，像你外婆教我的那样，这样被子才暖和、耐用。”
　　第二天，二十里山路飘着雪，母亲背着比我还高的棉被。走到结冰的田埂时突然摔倒，膝盖洇出的血迹染红了被角。我要扶她，她却撑着棉被笑：“压了雪的棉被更暖和。”
　　师范毕业，母亲小心地拆下那带有并蒂莲的被面，又和旧棉絮缝制一起，恢复如初的嫁妆被，被母亲郑重地放回箱底，“六月六，晒被褥”。这对母亲来说，是一年中的大事，她从未马虎过。
　　我结婚时，母亲执意要陪嫁四床被褥。“现在都时兴羽绒被了。”我不耐烦地把母亲准备的被褥推了回去。深夜，堂屋里传来了簌簌剪布的声音，清晨醒来，发现被角缝着半块翡翠镯子。后来才知道，那是外婆留下的唯一遗物，母亲不小心摔碎后，用棉线细细捆住，像捆住了一个时代的叹息，也捆住了母亲对过去的深深眷恋。
　　那年，我的工作调到鹤城，母亲来帮我带女儿，在出租屋内，看着我床上单薄的羽绒被，她一个劲儿地唠叨：“床上不沾点棉花，睡着咋能踏实，冬天咋能熬过去！”那时，她的风湿腿已严重到无法站立，却坚持要给我缝新被。她枯瘦的手指根本戴不住顶针，只能用牙咬住针引线，我劝她别忙活了。母亲望着窗外的雪，忽然说：“你出生那年，我们睡在席子上，你冻得整夜哭……”她的眼睛红红的，声音轻得像飘飞的雪花，又像飘落的棉絮。
　　此刻，我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棉花票，上面歪歪扭扭写着“1974年，给幺女儿留着”。一张小小的棉花票，承载着母亲在荒寒岁月里的缺憾与辛酸，而留给我的，却是一份无比珍贵的念想。
　　车窗外的雪簌簌地落着，泪眼迷蒙中，我又依稀看见母亲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顶针在她的指节上泛着微光，她像是要把半世纪的光阴、无尽的爱，都一针一线地缝进这方寸棉布里。
　　后视镜里，母亲的身影渐渐缩成一个黑点。车开过桥洞时，我忙把后备箱的棉被挪到副驾驶上，一遍又一遍轻轻抚摸着。棉絮里似乎还残留着母亲的体温，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正沿着时光的纹路，缓缓地、深深地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