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那日，老槐树的枝条抽得格外长。弟弟蹲在门槛上剥青豆，竹筛里的豆子滚得东一颗西一颗，像散落的绿星星。父亲在廊檐下劈柴，斧头砸在木桩上，震得窗棂嗡嗡响。
　　“考进城里的凤凰，偏要回草窝里打滚”。父亲把最后一截树根劈成两半，斧头“当啷”扔进竹筐。弟弟的手顿了顿，青豆荚在指缝里裂开细小的缝，渗出嫩生生的汁液。
　　我知道父亲的心结。四十年前他扛着铺盖卷走出村口时，正是槐花落尽的时节。泥墙根下的破瓦罐里积着雨水，倒映出他补丁摞补丁的裤脚。后来他在建筑队搬水泥，脊梁骨被钢筋压得变了形，却硬是供出我们兄弟两个大学生。弟弟考上省农大那日，父亲把珍藏多年的酒挖出来，在祖母的遗像前浇了半盅。
　　弟弟的驻村通知单是开春时寄来的。拆开信封时，父亲盯着“驻村”两个字，喉结上下滚动，终究没吐出半个字。灶膛里的火苗正舔着铁锅底，爆出几粒火星子。
　　弟弟还是背着帆布包住到了村委会。包带上别着母亲给他的栀子花胸针，镀银的花托已经发黑。我追到村口时，看见他白衬衫口袋里露出蓝皮笔记本的边角，那是他大学四年的调研记录。村口的老张头叼着烟斗笑：“状元郎返乡，咱们村要转运喽。”
　　父亲果真三个月没和弟弟说话。每天清晨，他照例去后山砍柴，却在岔路口故意绕开村委办公楼。直到夏季的一天，暴雨冲垮了西坡的排水渠，弟弟带着人连夜抢修，天亮时被泥石流擦伤了腿。我在卫生所给他换药，纱布揭开时，他小腿上结着暗红的痂，像片干枯的枫叶。父亲突然推门进来，拎着煨好的黑鱼汤，陶罐外壁还凝着水珠。“你母亲给炖的，当年修水库落下的病根，喝这个管用。”他把陶罐往床头柜上一放，转身就走，门框上挂着的艾草帘子晃出细碎的影子。
　　深秋时，弟弟张罗的蔬菜大棚初见雏形。钢架在霜降日里银闪闪发亮，远看像落在田垄上的弯月亮。那天我在集上碰见卖山货的王婶，她竹篮里装着新摘的八月炸：“书记帮咱们注册了商标，这野果子都能穿上二维码衣裳了。”
　　冬至前夜，弟弟抱回个纸箱，里面是村民送的虎头鞋。五保户孙奶奶用红丝线在鞋帮绣了“平安”二字，针脚歪扭得像爬藤的喇叭花。父亲蹲在火塘边烤糍粑，忽然说：“村东老杨家的孙女考上县中了。”火光照亮他鬓角的白发，那些曾经硬挺的发茬，不知何时变得像蒲公英绒毛般柔软。
　　开春后，弟弟更忙了。他带着测绘队重新规划灌溉渠，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每块田的酸碱度。那天我在油菜花田里找到他，金黄的浪涛中浮动着草帽的圆顶。他正教留守的孩子们用手机延时摄影：“等公路修通了，咱们把花海做成明信片。”
　　父亲开始偷偷往村委会送饭。有时是装在保温桶里的槐花饭，有时是裹着荷叶的粉蒸肉。那天我撞见他在宣传栏前驻足，玻璃橱窗里贴着弟弟获得的“乡村振兴工作先进个人”荣誉文件，右下角有张老照片——母亲穿着碎花衫，站在结满青柿的老院墙下笑。
　　惊蛰那天，挖掘机终于开进了村。弟弟站在老槐树下指挥施工队，胸前别着的党徽在阳光下晃啊晃。父亲拎着暖水瓶给工人们添水，听见有人喊他“老书记”，耳根子竟泛起红晕。暮色四合时，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来，和晚霞缠成淡紫色的纱。
　　前几日收到弟弟的短信，说要在村口的河滩建湿地公园。我回到村里时，看见父亲蹲在河边，河水漫过青石板，倒映着他佝偻的背影。弟弟的白衬衫在风里鼓成帆，他正和设计院的人比画着图纸，指尖划过的地方，仿佛已经长出摇曳的芦苇。
　　祖母坟前的野山樱今年花开得特别早。父亲破天荒同意移栽两株到村委会院子，弟弟培土时，他站在三米外指挥：“往左些，光照好。”花瓣落在他们相似的肩线上，像许多年前那个离别的清晨，母亲撒在弟弟书包里的槐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