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桌抽屉里，压着一张微微泛黄的报纸剪片，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新闻通讯稿。剪片边缘被摩挲得有些毛边，背面还有母亲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的“我娃写的”四个字。每次看到它，记忆就会翻涌回故乡的砖瓦房，翻涌回那些浸着蝉鸣与广播声的夜晚。
　　我家在农村，母亲只有初中文化。那个年代，村里的家长们盼着孩子读书，多半是想让娃将来考个好学校、跳出农门，找份安稳营生。母亲也盼着我能有出息，可她的心思更细——她早早把“读书写字”当成了一件要紧事来做。她的床头总放着几本翻烂了的儿童故事书，是赶集时咬牙买下的。每晚台灯亮起，母亲就把我搂在怀里，一字一句地念。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可那声音里的温柔，却是我童年最暖的底色。
　　除了念故事，母亲还有个“法宝”——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每天晚上，她会准时拧开旋钮，调到少儿广播的频率。电波里传来的故事、童谣，穿过沙沙的杂音，在砖瓦房里漾开。听完之后，母亲总爱让我“画下来”或者“写几句”。没有精致的作业本，她就找来烟盒纸，裁成小方块，教我一笔一画地写字。我还没上学，就已经跟着她背完了乘法表，认全了课本上的生字。那些在烟盒纸上的涂鸦与文字，是我文学之路的第一粒种子。
　　后来，我去城里读中学。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更优秀的同学，我一度自卑，可唯独语文成了我的底气。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那些对生活的细腻感知，都源于母亲在砖瓦房里播下的种子。每次拿着成绩单回家，母亲看着语文那一栏的高分，眼睛亮得像星星，她总说：“我娃就是吃写字这碗饭的。”
　　参加工作后，我成了单位的宣传干事，写新闻、写通讯，偶尔也写些散文小说，一篇篇稿子变成铅字，铺满了我的办公桌。最开始，每拿到刊登着我文章的报纸，我都会兴冲冲地带回乡下老家，第一时间翻出来指给母亲看。她会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连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读完了还不够，她找来胶水和剪刀，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文章剪下来，平整地贴在堂屋的墙壁上。这面墙，便是母亲为我准备的第一个“收藏夹”。久而久之，墙面被贴得满满当当，村里的邻居来串门，她总要拉着人家站在墙前，眉飞色舞地介绍：“你看，这都是我娃写的！”眉眼间的骄傲，藏都藏不住。
　　可日子久了，写稿变成了任务，发表也成了常态，我渐渐没了当初的雀跃，稿子发了也就发了，连自己都懒得再看一眼。有时新出的报纸堆在办公室，我连带回家的念头都没有了。
　　母亲依然守着老家的砖瓦房，靠着捡纸箱子、打扫卫生维持生计。那天，她突然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我新发表的一篇散文。我诧异，问她在哪里看到的。她回：“地下室的废报纸堆里，我翻了半天才找着。”我随口说：“发得多了，我都懒得看了。”电话那头，母亲只轻轻应了一声“哦”，那一声里，有我当时没能读懂的失落。
　　前阵子回老家，我帮母亲整理杂物，无意间在她的枕头下翻出一个铁盒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我后来发表的文章剪报——原来堂屋的“收藏夹”早就贴不下了，这个铁盒子，便成了她续存骄傲的新“收藏夹”。那些她从地下室废报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剪稿，都被她仔细抚平了褶皱，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一页页叠得整整齐齐，边角还细心地用透明胶带粘了加固。有的剪报边角已经磨损，显然是被反复翻阅过。而那面贴满剪报的墙，依旧干干净净，被母亲用塑料薄膜仔细覆着，连一点灰尘都没有。
　　我站在那面墙前，忽然就红了眼眶。原来我笔下的那些寻常文字，早已成了她最珍贵的宝藏。如今我每次写稿，落笔前总会想起母亲在灯下念故事的模样，想起她指着“收藏夹”跟邻居炫耀的神情。
　　现在的我，依然坚持写作。每次发表了新的文章，我都会第一时间拍下来发给母亲。我知道，老家的砖瓦房里，总有一个人正戴着老花镜，满心欢喜地为她的“收藏夹”添上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