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英子十八岁，高中刚毕业。
　　落榜后，她无所事事，经常拿着电话卡去镇上的街头给远在深圳的小姐妹打电话。寒冷的冬天，英子顶着北风站在IC卡公用电话旁和小姐妹聊天，听她讲大城市的繁华。隔三岔五，一聊就是半个小时，握着话筒的手冻僵，双腿冻麻，以至于IC电话边的地上，被无聊的脚踢出一个坑。
　　有一天，小姐妹说，你来吧！这里遍地都是金子，钱好赚得很！
　　英子信她，她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姐妹，用现在流行的词语称，是闺蜜。
　　过年时小姐妹没回来，说是公司业务很忙，也急需招人，说英子愿意就赶紧来。过完年，英子买了车票，带着父母给的300元钱投奔小姐妹。
　　小姐妹将英子安顿在租住的房间，高高的、密密麻麻的民居，像家乡山上的树，英子站在街头往上看，那窄窄的天空，像家乡的一处景观——一线天。
　　小姐妹的房间物品凌乱，窗户外边的黑皮绳上挂着长筒丝袜、胸罩、短裤。房间内的桌子上有口红、眉笔、粉饼，还有一只不知死了多久的苍蝇，带着亮片的衣服胡乱地扔在椅子上。
　　英子把背包放在床脚边，在床沿上坐下。她请英子吃了一份炒米粉，便穿着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套一件呢子大衣，一扭一扭地上班去了。英子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时发现她躺在身边，脸上的妆花了，两只眼晕染成了熊猫样。
　　小姐妹说要带英子见世面，带她去了公司。女人们个个风情万种，调笑着用挑剔的眼神打量着英子。领班见英子一身土气，掀开袖子看看胳膊上的皮肤，啧啧两声：真黑！
　　英子羞愤不已，夺门而出，一路找回到小姐妹租住的地方。第二天一大早，给小姐妹留下一张纸条，背着背包离开了。
　　电线杆上、街角的墙上，有许多的小广告，都是招人的。英子暗暗发誓，我堂堂高中毕业生，总能找到一个和文化沾边的工作。终于看到一个合适的——中介公司。她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接待员。公司很小，在街的拐角处，里面有三个接待员，专门负责与外地来打工者对接，让他们填表，帮他们联系工作，当然，每人收取50元的介绍费。每月200元的底薪，介绍成功一人提成10元。最让她高兴的是，公司还免费提供宿舍。
　　第一个周，英子一个工也没介绍到，手里的钱除了交押金，所剩无几。眼热地看着两位干了几年的同事，给那些和她一样痴呆呆的外乡人介绍工作时说得轻松愉悦，就像玩儿似的，再看那些求职者笑逐颜开，顺顺利利交了介绍费。英子心里暗骂自己是笨贼，连个话也说不好！
　　十多天后，她发现了端倪。她们连着给几家公司介绍用工，干不了两天就被辞退了，后面又通过她们公司招工，如此循环往复。甚至有天中午，她出去吃饭，发现一用工公司的老板居然和她们经理一块儿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饭店，进门前对方好像还喊了老板一声表哥。
　　英子吓得一激灵，赶紧躲进一旁的小店，心怦怦直跳。
　　第二天，店里又来了两个找工作的姑娘，高高的颧骨，黝黑的皮肤，脸颊上带着高原红。眼里满是希冀，姐，你们这里能介绍工作吧？
　　英子偷偷瞄了一眼店内，经理不在，一个同事正在给顾客介绍情况，另一个同事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悄声问她们，你们是刚来的吧！她们连连点头。她压低声音，介绍一次50块，别浪费钱了，自己到工厂门口问去。两个姑娘一脸疑惑地望着英子。英子急急地捅其中一个的胳膊，快走，假的，还没干呢，就把你辞了！
　　姑娘们脸色齐齐变了，逃也似的离开了。
　　一连三天，她没有介绍成一个人。店里的生意冷清了许多。
　　老板叫英子去他的办公室，他转动着真皮椅子，冷声问：“你给顾客说了什么？”
　　英子垂着头，说这事儿太造孽了，那些人挺可怜的。
　　她没等到预期的劈头盖脸的骂声，却是长时间的静默。缓缓抬头起，老板的眼睛像村里的井一样幽深，你来这么多时间了，我也看出来，你是个心善的姑娘，可这哪儿能挣来钱！你走吧。
　　没有工资，让她意外的是，老板竟将押金退给了她，并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让她以后有难了再找他。
　　英子离开了那家公司，进厂打工，自学大专课程，当高管，又回到家乡开公司。如今，她已是一个20多人团队的小老板。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早已不见，可那段经历，却深深地刻在她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