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过年，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备年画，可我们从不说“买”年画，都称为“揭年画”。一个“揭”字，含着庄稼人对年节的敬重，仿佛是从厚重踏实的日子里，亲手揭下一片滚烫的欢喜，也揭起乡亲们对新年所有的盼头。
　　腊月十九前后，家里大扫除早已收尾，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父亲端来和好的白土，将炕周围的墙面刷得莹白，风一吹，墙面干透，昏暗的土屋顿时亮堂了许多。母亲伸手抚了抚墙面，轻声道：“能贴年画喽！”说着，牵起我的手，往三里外的御史村供销社去揭年画。乡下人习惯称供销社为“合作社”，三个字喊得顺口，听着也格外亲切。
　　去供销社必经当地有名的沙河，河两岸各有一道明渠。隆冬时节，渠水凝冰，厚达半尺，光可鉴人。我总爱在冰上滑着走，母亲在旁紧紧攥着我的胳膊，眼里满是担忧。
　　跨过南岸明渠，供销社便撞入眼帘。一排土木结构的房子坐东朝西，白墙蓝瓦，瓦下护檐和门窗都刷成天蓝色，是当时村里最体面的屋子，乡亲们都唤作“青堂瓦舍”。掀门帘而入，柜台上整整齐齐码着年画，每一摞画面相同，总共不过六七种样式。那时的年画内容单一，除了领袖挂像，其余多是庆丰收、盼团圆的题材，没太多选择。我挑了一张胖娃娃抱鲤鱼的画儿，后来才晓得，这是老辈人最实在的盼头——“连年有余”。
　　一张年画一毛七分钱，在当年算得上金贵。那时，农民全靠在生产队上工挣工分养家，父辈们一天的辛劳，顶多换回一张年画。因此，家家都把年画当宝贝，专门买六枚图钉，仔仔细细钉在墙上。正月十五一过，便小心地取下来，用旧报纸包好卷紧，收进箱底留到明年再贴。一张画，常常要陪一家人熬过两三个新年。
　　儿时的农村，家家都是土坯房，低矮昏暗，墙面被烟火熏得黑黢黢的。可一旦贴上年画，屋里立马有了生气，像人换了新衣裳，精气神瞬间提了起来。年前，我们一群孩童总爱叽叽喳喳满村跑，挨家挨户串门，比谁家鞭炮多，看谁家年画更鲜亮，眼里满是欢喜。
　　年画里最金贵的，要数“四扇屏”。它由四幅竖轴连环画组成，画工精细，内容鲜活，或是历史典故，或是花鸟景致，在当时极为稀罕。一幅四扇屏要价五毛多，抵得上庄稼人三天的劳作所得，不少乡亲只能望而却步。外公家曾有两幅四扇屏，一幅“群英会蒋干中计”贴在西屋墙上，另一幅“杨家将”挂在中堂边。那时日子清苦，学校里没有图书，家中更无闲卷，我对《三国演义》《杨家将》的最初认知，全是过年时站在墙前，盯着这两幅四扇屏，一遍又一遍“读”出来的。那些鲜活的人物、跌宕的故事，早已深深刻进童年记忆，挥之不去。
　　后来，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再后来，宽敞的小洋楼拔地而起，屋里墙面刷得雪白，再也不用靠年画添亮堂。没多久，挂历悄然流行，内容比年画丰富得多，领袖风采、明星写真、异域风情等应有尽有，年轻人最爱的还是影视明星画像，电视里看不够，挂在屋里才觉称心。
　　如今，年画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成了一代人抹不去的童年印记。偶尔有沿街发小广告的，把传单印成年画模样，逢人便塞，可愿意贴在墙上的人早已寥寥无几。现在的人家，屋里要么挂精致的装饰画，要么悬名人字画，透着体面与品位。可每逢新年，鞭炮一响，我总会想起那胖娃娃抱鲤鱼的年画，想起母亲牵我的手去揭年画的温暖，想起供销社柜台上年画的油墨香，想起那些被年画照亮过的烟火岁月，还有那份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淡淡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