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薄纱罩着大地，清新的空气中透着厚厚的寒冷，月牙儿还挂在柳枝上，马路边广场上的轻歌曼舞打破了冬日的沉寂。站在桥头，一边等车一边欣赏着萧瑟的冬景。抬头间，看到柳枝上那些不舍随风离去的叶子，像极了我小时候串在枝条上，提在小手中的小鱼儿，更像是扎在野枣刺上，挂在屋檐下的小鱼干儿，它们小小的尾巴被风吹得微微翘起，童年的梦也一并挂在了那里。于是，古镇院中红红的碳火炉便在眼前温热起来，那翻烤在火炉上用桑叶包卷的小鱼儿的香味儿也在记忆里氤氲。那些贪吃的片段又被记忆的鼠标轻轻的搜点。
　　我的童年在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还是“右派四类分子”，被下放在农业社劳动，家里的日子一贫如洗。他们修梯田、抬石头，挣最低的工分儿，分最少的口粮，我和哥哥常常会饿肚子。那时候若是听到明清街上有人吆喝：“河里闹鱼啦，去捞鱼哟！”我们兄妹俩就不顾母亲的打骂，提着竹笼飞奔下河，由于我们人小，深水处不敢去，只能在浅水处捞到一些小鱼儿，偶尔捞到一条鲶鱼或者黄颡会欢呼雀跃好一阵子，因为鲶鱼肉多，只有一根独刺，把皮剥掉，够我们美餐一顿。至于那些小鱼儿，如果捞得多，我们把鱼肚破开、洗净，找一根野枣刺，把鱼儿扎上去，挂在屋檐下风干，留着家里有客人或者过节时再吃，如果捞得很少，我和哥哥就会把洗好的鱼串在树条上，把竹笼给妈妈洗得干干净净，回家后去后院捋一把桑叶，把放了盐和花椒粉的小鱼儿一个个包卷起来，放到妈妈烧水的碳火炉子上烧熟，拨开桑叶美美的享受一番，那个香味儿，足足让人回味了几十年。
　　哥哥那时正长个子，总是饿得快，家里要是有点好吃的，无论妈妈藏到哪儿，哥都能找出来，偷偷的享用，为此，哥哥可没少挨打。记忆中，别人家都是“严父慈母”，而我们家则是“严母慈父”，这也许跟妈妈的身世和遭遇有关：妈妈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家里有油坊，有土地、有保家、有枪支，她又是外公的掌上明珠，从小丫鬟就有四五个，读书、上学，针线女工，打理生意等女孩儿和男孩儿该学的东西，外公都让她尝试学习，在妈的身上自然也少不了一股子傲气和霸气。上世纪五十年代，她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在漫川一所学校教书，并嫁给了英俊潇洒且有文化的父亲。可是好景不长，赶上了“文革”，爸爸先被打成“右派”，接着妈妈又因成份问题丢了工作，被下放到生产队务农，这一系列的打击，让妈妈失去了希望，也变得脾气暴躁少有耐心了，但妈妈很要强，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凭自己一手好针线，在油灯下为别人赶做布鞋、棉衣，收点儿手工钱供家里油盐零花。妈妈怕我们小不懂事会惹麻烦，总是严加管教，兄弟姐妹有时候一个人犯错，统统受罚。那时候，最淘气的还要数小哥，他常常在家里偷食被妈妈责罚，最可怕的是我们犯一次错误，妈妈会打我们几次，要我们长记性。
　　有一次，我和小哥准备上学，妈妈刚铲了一簸箕包谷去后院晾晒，哥哥蹦起，从挂在厢房顶棚的枣刺上拽下几条小鱼，飞一样跑到了隔壁“铁业社”(集体的铁匠铺)，正准备烧烤，却被后面的老妈拽着耳朵提回了家。妈可真够狠，用绳子反绑着哥哥的手，狠狠地打了一顿，眼看我们快迟到了，可妈妈还越打越来劲，站在一旁的我吓得一直哭，一直喊：“妈妈，小哥没吃饱，饿。”可妈妈警告我：“再喊连你一起打，饿，就可以不经允许胡作非为？这样的毛病不整治，以后还了得？你们要是敢跟那些小调皮蛋去河对面偷红薯吃，敢去别人果树上偷果子吃，我就把你们手剁了，人有志；竹有节，不怕人穷，就怕志短，你们给我记住。”
　　说起小时候贪吃，那次不曾摊熟的煎饼也是难忘的。爸、妈、大哥、姐姐都去了三十亩坪劳动，我和小哥闲在家里，那个年代的肚子似乎就没有饱过。我和哥哥合计着开始偷嘴，哥哥搭着小板凳才够得着灶台，我负责烧火，可是把茅草塞进灶洞都烧不着，太小，根本不会烧火，最后还是不知道哥哥咋把火烧着的。油没热，火不行，煎饼摊不开，哥哥一直说奇怪啦，妈能摊煎饼，他咋学不会，面就不粘锅，他索性把面聚拢用铲子压瓷，烧火慢慢炕着，我也搬个高点的凳子爬到锅台上，看着等着吃煎饼，好不容易出锅了，舀在小洋瓷碗里，粘粘的，那不是煎饼，倒像是稠稠的糊汤，哥哥吃一口，给我喂一口，还不忘叮嘱我不要告诉妈妈，要不然我们都会挨打。煎饼的味道没有小鱼儿的味儿香，但做煎饼的经历却刻在了记忆里，那是我和哥哥配合的唯一一次贪吃，是我兄妹俩死守了十几年的秘密。直到长大后告诉妈妈，老妈只是苦笑，摸摸我们的头叹息道：“我可怜的娃们小时候受罪啦，还好都长大啦！现在政策好啦，日子也慢慢好啦。”
　　是啊，党的政策好了，物产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天天好吃好喝像过年，可那儿时贪嘴的食物，尤其是古镇院中红红的炭火炉上，烧烤的小鱼儿的香味儿，总也飘不出我青涩的童年，久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