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丹凤县曾有过这样的一句口号，叫做“学大寨，赶马炉，超许沟”，大寨是当时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马炉说的是丹凤县马炉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刘西有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许沟则指的是许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县学大寨典型许经化带领村民学大寨的先进事迹，可以说，马炉和许家沟村是当时丹凤县学大寨的两个样板，马炉村和刘西有的事迹至今很多人都清楚，许家沟村许经化却因为年代较早少有宣传而鲜有人知。作为许经化的女儿，我见证了父亲一心为公、为民勤劳奋斗的一生，他身上所体现的共产党人信念坚定、艰苦奋斗、求实进取、无私奉献、清正廉洁的可贵品质，令我终生难忘，也成为我生活做人、教儿育女、教书育人的范本。
　  早年支持游击队
　　父亲许经化1910年7月13日出生于丹凤县棣花镇许家沟村，卒于1983年8月9日。父亲是1951年被组织批准的第一批农村党员，当年土改给贫苦农民分地时被推选为村支书。作为农民家庭，当时我家里的日子相对好一点，一些人不知道父亲为啥能入党担任村支书，其实早在1946年，父亲就结交了陕南游击队的许多战士和地下党员。那时我只有7岁，常好奇父亲晚上背着装满东西的背笼出门，有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张开双臂挡住父亲问：“大，你干啥去？”父亲训斥说：“小孩子问这干啥，快睡觉去！”后来我母亲才偷偷告诉我：“你大是趁着天黑去给游击队送东西哩。”
　　许家沟村也叫许圪土劳村，北依腰山，西边的西三塬、巩家河，东边的陈家沟、苗沟，都通往蟒岭深处，群山环抱，四周林密草深，便于隐蔽，曾经是陕南游击队活跃的村庄，村里的名医许佐善家里就是巩德芳、薛兴军领导的陕南游击队的地下联络站。长大后我才得知，村东陈家沟村的陈寿益(当地人称陈聋子，比我父亲小3岁)早年参加了革命，1946年回商洛打游击，曾担任武工队队长，父亲常给他带的武工队筹备干粮和医药。同村的陈效真(比我父亲小9岁)当年曾给地方武装许佐庆(许家沟人)当过护兵，后来是地下党的游击队员，1946年曾任陕南游击独立大队政委，那时父亲就常和他们联络来往。
　　为了保护革命家属，父亲还把游击队员田申荣(外号田麻子，棣花西三塬人，解放后曾担任丹凤县人武部部长、商县人武部部长)的儿媳藏在许家沟村后偏僻的住地，使其顺利生产，其间吃住一切生活用度，均由我家负责，傍晚我母亲烙好锅盔，父亲趁着黑夜送去。父亲虽为农民，但为游击队多打胜仗，增添了一位进步青年的力量。1946年到1947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陈守益与田申荣也曾来我家商量对敌斗争策略，有时晚上就住在我家。
　　1975年，父亲带我到原商洛行署看望陈寿益叔叔时，陈叔叔还给我讲：“1946年的冬天，国民党把咱一位游击队员的头砍了，趁敌人不注意，我让游击队员把这位同志的头颅偷藏在附近的一堆苞谷秆里面，你父亲知道后，他半夜三更去把游击队员的人头给我们送回来了。那时候，国民党疯狂追捕游击队员，斗争异常尖锐，我们常常风餐露宿、缺衣少粮，你父亲晚上常给我躲藏的许庄、条子沟、留仙坪等地送情报和粮食，有烙馍、萝卜、红薯、布鞋、针线包、小烟袋等，有啥送啥。”这才让我深知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父亲1951年担任村支书后，带领分到土地的农民群众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担任过初、高级社主任，乡党委委员和贫协副主任，一干就是20多年，多次被评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和劳模，1974年因年老卸任，1976年到1978年还临时担任了一年多的村支书，直到1983年因病去世，一直被棣花一带的人称之为“老支书”。
 　 兴农致富带头人
　　许家沟村是个1000多口人的大村，坡地、沟台地、二荒地、挂牌地多。父亲当支书的20多年，都是为解决农民吃饭而奋斗的年代，从1953年实行农业集体化，到1958年大跃进，1964年开始学大寨，心思全操在发展壮大农业生产上。他带领村民修水库、改造低产田，推广良种良法，发展多种经营，设法给村上增加收入，一心想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父亲是个务农的好手，最知道农民想多打粮食的心思。1964年，在当时的公社党委领导下，他和当时的工作组干部王全有组织全体社员在天桥沟河修水库，白天“苦干”，晚上“苦战”，经过冬春的连续大会战，不仅修筑好了一个小型水库，还修通了天桥沟河到前村塬上长达10多里的抗旱渠，把清湛湛的河水引到了旱塬上，使300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还解决了全村的人畜饮水问题。此后的岁月里，他发动男女老少年年修地，“麦子种完，立马造田”“苞谷一掰，修地修到腊月廿三”，10多年下来，就把村上的1600多亩地齐齐修了一遍。组织村民广种油桐和苜蓿，让光秃秃的帽子岭和雪岭变成了油桐基地，每年打下的油桐籽交给国家换回票子，成为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在全村6个小队1000多亩地坎田畔上都种满了草苜蓿，解决了当时缺肥料的问题。大力发展经济林果，在南岭栽杏树建杏园，让家家户户栽柿树，到秋季加工柿饼，增加收入。组织人力拓宽村道，使村子通了架子车和拖拉机。为响应党中央“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他千方百计地挖掘农业生产潜力，想方设法寻找粮食高产门道，动员村民学习推广小麦和玉米新品种，五十年代就推广过“碧蚂1号”“碧蚂4号”(我们叫“疙瘩穗”)，六十年代推广过“阿勃”“阿夫”“内乡5号”，七十年代初推广过“小偃1号”“丰产3号”“矮丰3号”“新洛8号”等优良小麦品种，还推广种植白马牙、金皇后高产玉米和优质矮秆水稻，使粮食产量达到了过黄河跨长江的标准。
　　许家沟村沟台坡地多红沙地，适宜种植红薯。为了提高红薯的产量，他引进高产4号红，推广河南“红薯下蛋”的栽种方法，漫山遍野栽红薯，使村上的红薯产量翻了一番，成为棣花一带有名的红薯窝。“红薯下蛋，吃上饱饭”，在那缺粮少吃的年月，我们村人靠红薯馍、红薯面、红薯片子度过了灾荒，没有外出逃荒讨饭的，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许家沟村以坡峁为主，村前坡塬水土流失严重，长期被雨水冲刷成三道沟峁，为了彻底改变村上的农业发展条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是年过花甲的父亲再次掀起学大寨高潮，组织村民在王世岭开展人造小平原会战，得到了县上领导的肯定支持。当时缺少像样的劳动工具，他到省上请求时任省军区副政委陈效真的支持，将部队用过退下来的70多辆架子车和铁锨、钢镢拉来，解决了缺工具的问题。经过王世岭会战推坡填沟，为村上建起了百亩平地，使许家沟成为粮食高产村，一个村上交的公粮、购粮超过了3个村的总量。至今在棣花还有“陈家沟是银行，许家沟是粮仓”的说法，意思是说陈家沟村拿工资工作的人多，许家沟村打的粮食多，这都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通过实干苦干留给我们的财富。
　　清廉传家重教化
　　一生勤劳，庄稼活样样精通，“盖房选场院、盘炕不跑烟、铡草擩麦秸、碾场转弯弯、扬场左右锨”，这些难活巧活都难不住他。修天桥沟河水库时，为了方便运土，他设计滑轮装置，采取空中架线运输，大大提高了工效。父亲识字不多，参加扫盲学习后，深知学习文化的重要，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改变村办小学条件，先利用许家祠堂开办村小学，1962年新盖了3间教室，1964年给学校修了厕所，1968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时，又设法新建了4间校舍，并坚持每年开学前都及时修缮校舍。为了学习推广农业科技，父亲还买回矿石收音机，给村上建起广播站，安装大喇叭，七十年代初，为村上栽杆架线，普及了有线广播，做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过夜。为了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1963年就组织村上爱唱戏的青年成立了村剧团，筹资3000多元从西安买回戏妆，逢年过节都会排戏演出节目，早年排演过《游西湖》《游龟山》等本戏，除在本村演出外，还被邀请到外地去演出。每次演出，他忙前忙后，从烧汽灯、挂红灯到后来的拉线挂灯泡，支桌子搭戏台，直到戏演完为止。给演员的待遇除和村民一样记工分外，演出到半夜给多吃一顿加班饭，有时就是几个热红薯。尽管是草台班子，还培养出了一批名演员，木匠许五魁演出的《彦贵卖水》在县上的汇演中获得过二等奖，村上的许银凤擅长演李慧娘，能喷火舌，许文玉演的田玉钏人都称赞。
　　父亲当村支书，家里就成了公社和县上来的干部的接待处，母亲一天到晚都忙着做饭。有时一天来几拨干部，要做好多次。来的干部也都不讲究，酸菜糊汤，碰上啥吃啥。我家的开支大，粮食总是不够吃，父亲就从亲戚家赊借，几十年村支书当下来，家里是越来越穷。
　　当然穷的原因还与父亲先后收养4个孤儿有关。早在1946年父亲就收养了失去父母的叶姓三姐弟，大的12岁、小的才6岁，正是吃饭长身体的年龄，到我家后吃穿住都成问题，但父亲和母亲待他们如同亲生，供给他们正常上学。1951年我弟出生，1953年父亲又将成为孤儿的侄女收养，家里一下子增添这么多人口，父亲又一心忙着村上的事，我亲弟因患病看得不及时，结果落下了癫痫的毛病。为了补贴家用，我后来只有去当民办教师，反而将收养的叶家兄弟供给培养成人，叶家兄长后来成为丹凤县广播电视局的领导干部。
　　最让我感动的是，父亲20多年如一日，清廉自守，从“三反”“五反”运动到1962年的社教、1963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的文革，虽然经受过坐高楼、贴白对联、戴高帽子的多次受整，父亲都信念坚定，初心不改。1967年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当权派，强行罢了他的支书，不到一年时间，村上就乱了套，到收割时，地里的庄稼就被人偷得所剩不多。村上群众就把大字报贴到商镇中学学习班墙上，说罢了许支书，群众的口粮每月只有4斤，后在村上群众多次联名要求下，我父亲又恢复了村支书一职，宣布那天，许家沟村民高兴地放起了鞭炮来庆祝。正因为经过无数次政治运动的考验洗礼，都证明了父亲政治上的过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红支书、老先进，就连当时的县委书记周树武也成了父亲的好朋友。
　　父亲生活节俭，常年一身陈永贵式的土农民打扮，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常常是家里有生红薯或生萝卜拿一个就出去忙了，吃饭更是没个准，回来后，锅里剩饭简单的吃上两口，马上又外出忙去了。他个子高，威望更高，常常在拉家常、帮村民剥苞谷、推磨子时，就调解了婆媳矛盾、化解了邻里纠纷。父亲当支书的20多年，可以说是村支书权力最大的年代，那时候，提干参军当工人，连外出搞副业开证明，都要经村支书说了算，村支书权力可想而知。可父亲总是给家里人交代：不许拿国家政策谋私情，给党、给人民出难题，无论是父亲收养的还是亲生的，都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去生活。父亲对亲属子女要求特别严格，有天弟弟在外面喝酒回来让父亲碰到，父亲生气地说：“娃呀，你喝人家酒，啥时候能让人家喝上咱家的酒！”就在父亲去世后，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还从家里发现了一张1972年3月29日的信用合作社放款借据单，借据单上显示还款两次。谁会相信一位当时在位20多年的村支书，因儿媳难产住院为100元钱而发愁，最终只好到棣花公社信用合作社贷了100元。
　　父亲常教导我们说“吃亏是福”，这个亏是把好处让给别人，别人会记着你的好，不占别人小便宜，占小便宜就会有人指脊背，占大便宜则会吃大亏，仨瓜俩枣见人心，在工作中不能眼红国家的东西，要一心为公，心系人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的干部，脑子里装的都是群众，心里想的都是工作。一年到头，很少休息，白天和社员一同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学习，研究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正是像父亲这样的一个个普通党员，才树起了共产党人不尚空谈、实干为民的光辉形象！(插图李仲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