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说到老师话题，我便想起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刘治中先生。
　　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农历正月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天气尚冷，阴坡残留的积雪，像大熊猫身上的圆坨绒毛。教室的房檐上滴滴答答，雪水消融。下课哨子一响，大家一窝蜂拥出门。檐上一截冰凌落下来，恰巧砸了一个小男生头顶，疼得他哇哇大叫。大家哈哈大笑，幸灾乐祸。李老师没忍住也笑了，不过他马上收起笑脸，边安抚小男生边给大家宣布：今天要来一位新老师。
　　下午快放学时，来了一位个头不高的中年男子。他身体稍胖，头戴火车头棉帽，穿件半新不旧蓝色翻毛领短大衣，拄着一根竹棍，背着一个包袱，大概是铺盖吧，左肩挎了个八成新的帆布包，喘着粗气，满脸汗水地走进学校。这便是刘老师。我们在李老师带领下拍手欢迎，刘老师边卸行囊边和蔼地点头致意。
　　后来听大人们说，刘老师家住丹江边的孝义湾，离我们学校要40里地呢。说他家在旧社会是有名的大财东，后来家虽败了，终究是摘帽富农，所以一直在边远山区教书。隔一段时间，就由一个苦焦的地方，调到另一个更贫瘠的地方。
　　刘老师一直教我们语文课。他学识渊博，说古论今，大家都很敬佩。他给我们讲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我虽云里雾里，似懂非懂，但刘老师善于联系具体事例又善打比方，倒也使我们听得很着迷。后来恢复高考后我上师专，古文老师讲《论语》时，眼前就浮现出刘老师上课时的情形，暗暗佩服他的才学。
　　学生有学生的调皮，老师有老师的不足，记忆也不全是美好。春末夏初的一天上午，我刚到校，刘老师与李老师就凶巴巴地把我和另一名男生喊到他住的小房子，严肃并大声地让我们站好，不许上课。一节课过去了，我们并不晓得自己犯了啥错。后来才知道是头天下午放学，我们两个一起对着河那边一位洗衣服的女生撒尿，结果被她妈告到了学校。刘老师一说，我才记起这事。我那时9岁，另一同学也才10岁，蒙童顽皮而已，绝不是刘老师说的“小流氓”之类。刘老师唾沫乱飞地训我俩，训累了摁一锅烟又上课去了，把我俩依旧关在房子里。遭到同学们嘲笑的我，那时真是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恨不能钻到地缝里去。我的性格也因这事变了，不再主动与人说话，不敢单独与女生一起走路说话。
　　也许是觉得自己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偏信了一面之词，给我造成了伤害，大约半年后的一天下午，下着小雨，刘老师打着一把黄油纸伞来我家家访。他压根儿不提我犯错的事，却表扬我聪明、学习好，说我写的作文给学校赢人了。父母自然高兴。他提出要给我“开小灶”，就是每天下午要我到学校去，他另外教我。父母欣然同意。那时农村学校一天两晌课，作业也不多，都在学校完成，学生下午都在家帮助大人干活。
　　后来我便经常下午一个人去学校，享用刘老师给我开的“小灶”。印象较深的，是刘老师教我写毛笔字。他先后给我写过两张影格，要我照着去描，要求写字时坐端正，心无旁骛，先从楷书练起，点点如桃、撇撇如刀。还有，当时学校唯一的一份《陕西日报》，他总是拿给我看，推荐我读他认为好的文章。记得有篇社论是纪念劳动节的，他要我多读几遍再念给他听，在一一纠正了念错的地方后，要我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念给全班同学们。以后类似的文章刘老师还让我给同学们念过几次。这使我在同学中很有“面子”，不但被大家选为班长，还代替老师领体操指挥同学打扫卫生等，每到期末我总是被评为三好学生、学雷锋标兵，能领到几张令同学们羡慕的奖状。后来我上中学读大学参加工作，都一直爱看报纸，并在大大小小的纸质报刊公开发表了百余篇文章，这无疑得益于刘老师的启蒙教导。
　　毫无疑问，刘老师对我的平生影响最大，是我此生遇到最好的老师，堪称恩师。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去世。听说，他晚年还几次问到过我，可惜我一直未去看他。每想及此，我都深深地后悔自责，深感自己忘恩负义、愧对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