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盖了上房后，厢房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杂货间，堆满了果蔬、农具、木头和许多废旧的书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舅舅和外公一起盖了这间土房，砌墙、盘炕均用的是土坯，青砖极少，那时我尚未出生。厢房被杂物占据后，家里人很少再进去，门常年锁着。前段时日，闲来无事，便推开了红漆已在掉落的木门，穿过窗户的阳光在屋内摇摇晃晃，空中尘埃乱舞，看到贴在炕围上的贺年卡，我深感亲切，不由得想起了许多熟悉的往事。
　　在村上读小学时，我就见过姐姐收到的贺年卡，但我们同学之间，并未互相赠送。这也不难理解，村上念书的我们，手上哪里会有零花钱。在镇上读五年级的寒假前夕，我才等到了同学赠送的第一张贺年卡，我将它夹在语文书里，隔一小会就拿出来看上几眼。很快，又有同学递给了我新的一张，不到两天，我竟收到厚厚的一沓了。看着写在卡片背面的祝福语，我心里溢满了幸福。在没有写祝福语的卡片上，我写上自己的祝福语，又转赠给了别的同学。
　　相互赠送贺年卡，渐渐在年级间流行开来，我专门在校门口的商店里买了两盒，以回赠给我送贺年卡的同学。两盒中，一盒印着《情深深雨蒙蒙》的剧照，一盒印着《笑傲江湖》的剧照。过年清扫房间时，由于家里的报纸不够，母亲便用我收到的贺年卡糊了炕围，之后每到年前，我总会将收到的贺年卡按次序贴在墙上，上中学后，贺年卡几乎贴满了整面墙壁。我时常会坐在炕上去观望那些卡片，它们背后凝聚着学生时代朴素纯真的友谊。
　　现在站在昏暗的房间里，借着斜射进来的阳光，看着那些落满灰尘的贺年卡，我仿佛看见了一张张青涩年少的笑脸，看见了那群每天骑自行车回家的乡村少年，看见了正在操场上互相追逐的同学们，他们灿烂的笑容都定格在墙面上一张张贺年卡里。我还记得某日的黄昏时分，我和村里的伙伴坐在麦田里相互欣赏各自贺年卡的情景。今日想来，那些记忆历历在目，如在眼前。而贴在墙上的贺年卡，均已泛黄，有的边角已经卷起，有的则已被撕烂。
　　在我收到的所有贺年卡中，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从上海寄来的三张动漫贺年卡。初二那年，上海浦东区的一个中学和我们学校结对子，帮扶我们这些贫困地区的乡村学生，我们学校有近百名学生与上海那边的学生通信来往。与我通信的是一位女生，我先后给她写了三封信，她均回了信，并且给我邮寄了一些学习用品和自己的一张个人照，每次复信，她都会在信封里夹一张贺年卡。我一共收到了三张，三张贺年卡上勾勒了上海不同的城区风景。
　　和那位上海女生的通信，只有一年的时间，初三后，学业太忙，也就断了联系。三张贺年卡却被我一直珍藏在柜子里。高中和大学期间，贺年卡不再流行，同学们也就不再互赠，智能手机普及后，过年期间，就完全成了群发短信问候。通信便捷的同时，某些传统的仪式也正在消失。人们都在感慨人情味儿是越来越淡了，恐怕也与此有关。尽管现在很少有人使用贺年卡，但不得不说，小小的一张卡片，的确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见证了一代人的真情。
　　耍故事
　　在这里，故事并非文学类别，而指的是社火。表面上看，故事和社火八竿子打不着，竟能被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但我们那里的人，都将耍社火称作耍故事。细细想来，社火本就是乡间的戏，既然是戏，就有情节和人物，戏装和舞台表演，且戏中人物均出自神话传说或话本小说，三五个人物组在一块，便成为一台戏，这样一来，将社火称为故事，也就合情合理。况且相比耍社火一词，耍故事更接地气，更活泛热闹，留有想象的空间。
　　正月走完亲戚后，有些村子就陆陆续续地组织起来，这些都是乡镇里人口较多且比较富裕的村子，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们村子就从来没有搞过一次。耍故事时，选的多是些少年，这与他们的体重有关。一般情况，会有十多辆车的车队，车多为蹦蹦车、拖拉机和手扶车，在每辆车的车厢里，搭上高台，高台上固定一根粗壮的约两米长的钢筋，戏中的场景不同，钢筋的形状也就不同，再将少年固定在钢筋顶端，或卧，或站，或坐，姿态各不相同。
　　耍故事前，组织方会给扮演的少年点额描眉，画脸挂须，穿戴好颜色不同的戏服。最重要的是，须在车厢四周坐上一些大人，一来是敲锣打鼓烘托气氛，二来是应对一些突发情况。毕竟是在腊月里，天气冷时，寒风凛冽，时常可以看见被冻哭的少年。我记着就有一个扮演关公的少年，他手持青龙偃月刀，却在半空中被冻得放声大哭，“小关公”啜泣的样子，逗得围观的乡人哈哈大笑，坐在车厢里的大人只好将提前备好的糖果塞到少年嘴里。
　　一般而言，车队先在本村表演，每个巷道都耍了一遍后，才会去往临近的村子和乡镇街道。那时，只要一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便知道耍故事的来了，我和伙伴们就立即前去观看，看着那些戴盔披甲、穿红着绿站在半空中的少年，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追着车队，走街串巷，我们一直跟到镇上，运气好时，车厢里的大人还会让我们坐上来。有一回，我们尾随车队去镇街上耍故事，街上的门市送了不少礼品，我们也分了点，可真让我们高兴了许久。
　　正月十五那天，镇街上热闹非凡，常常会有好几列耍故事的车队。若两列车队在路途间或镇街上相遇，一方会先让到一侧，但并不代表他们是在示弱，待双方准备妥当，立即鼓声大震，锣音喧天，都憋足了劲头，力图压过对方。许久时间过去，若还辨不出个高低，那双方就会使出撒手锏：舞狮子或长龙。这两样可都是技术活儿，舞动起来，能吸引很多围观的人。尽管是在竞赛，但并不为争个输赢，只图耍个尽兴，舞个痛快，优胜自在人们心中。
　　四年前的正月，在杨凌石家村，我见过别样的耍故事。当地村民在村口用篷布搭建一个简易房，然后在篷下表演，那样子更像一个自乐班。他们并不需要踩高跷或被固定在半空的少年，而是需要一堆木偶，木偶穿戴戏服，身长不过一米，戏服下面有两根细竹牵引，表演时，唱戏人将木偶举起，自己藏在木偶身后，木偶的举动均由唱戏人控制。既能听秦腔，又能观赏木偶表演，嗓音悲怆动人，表演灵活自然，堪称绝品。这就是木偶戏。
　　而在我看来，无论是木偶戏，还是我家乡的车队表演，其实都重在一个“耍”字。耍是耍故事的灵魂，像孩子般痛痛快快地耍，耍出了童心，耍出了年味，耍出了快乐和对未来的向往，更耍出了关中人的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