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妈家有个粗瓷大碗，黑褐色，厚重，有一个月牙形的豁口。可邓大妈视它为珍宝，把它放在中堂旁边的柜盖上，谁也不许动。
　　有一天，邓大妈上街，走时对儿子邓平和女儿邓嫚说，要在日头过去之前，把晒着的麦子趁热收进瓮里。
　　他们家那个瓮口儿格外小，装麦子的时候不好装，邓平就想到了那个粗瓷大碗，它的豁口刚好能把麦子灌进去，就把它拿了来。可当他们正装麦子时，邓大妈回来了，一看邓平手里的粗瓷大碗，立马夺过去训斥道：“谁叫你拿这个碗的？咋就把大人的话当耳旁风呢？”
　　还有一次，女儿邓嫚喂鸡的时候，发现原来的鸡食碗碰破了，就把那个粗瓷大碗拿了出来，盛了秕谷让鸡吃。邓嫚想，这是很合适的，一是这碗沉稳，不容易被鸡蹬倒；二是这碗有个豁口，人不能端，正好用来喂鸡。可是邓大妈看见后，拿着柳条照着邓嫚就打，边打边说：“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碗洗得干干净净放回了原处。
　　邓大妈不许别人碰这个碗，她自己却隔一段时间，就要把这个碗拿在手里，这儿摸摸，那儿瞅瞅，似乎能从这碗里看出花来。一边看，还一边自言自语：“紫菱啊，你说过要回来的，咋还不见回来呢？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咋一走就没了影儿呢？”邓平和邓嫚不知道妈妈说的“紫菱”是谁，但他们能从妈妈的语气里感觉到，这应该是她深深牵挂的人，这个碗也一定和她有联系。于是他们便再也不去动那个碗了。
　　收罢麦子，天气炎热难耐，每年到这时候，邓大妈都要在门前的大柳树下摆一张桌子，一把铁皮壶，四个茶杯，在那里卖茶水。奇怪的是邓大妈卖茶水时，总要把那个粗瓷大碗放在桌子上。碗既不能盛茶，还有碍观瞻，为啥要把它放在桌子上呢？人们都感到奇怪。
　　只有邓大妈自己明白。
　　她在等一个人。
　　二十年前，红军从月明村经过，有一个女红军受了伤，还即将临盆，就住在邓大妈家里。那个女红军叫紫菱，后来才知道她还是个干部，比邓大妈小十二岁。邓大妈请人给她治好了伤，又伺候她坐月子。紫菱感激万千。她们相处得就像亲姐妹一样。满月之后，紫菱把刚出生三十三天的孩子托付给邓大妈，说是要随部队转移，临走时没啥留念想，就顺手把一个用漆布胶着的碗掰开，把碗递给邓大妈说：“这碗你拿着，我拿这一块。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等革命胜利了，有我紫菱一碗稠的，绝不让你喝稀的。”说完吻了一下孩子就上路了——从此杳无音信。
　　邓大妈等啊等，等啊等，一等就是二十年。这天，太阳剩下一竿子高时，邓大妈准备回家，可就在她收拾摊子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那人直接走到桌子前，直愣愣地盯着桌子上的粗瓷大碗，然后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碗片，严丝合缝地拼在了那个粗瓷大碗的豁口上。
　　邓大妈看了看来人，根本不认识。
　　“你是——”
　　“我是紫菱的战友红荷。你是邓大妈吧？”
　　“是，我是。那她——她为啥没来？”
　　“她在高桥战斗中牺牲了。她丈夫也牺牲了。”
　　听说紫菱和丈夫都牺牲了，邓大妈像是被人拍了一砖，有些站不稳，顺势向后倒去，红荷赶紧扶住她，让她喝了半杯水，这才缓过神来。
　　红荷说：“紫菱牺牲前交给我这个碗片，嘱我一定要找到你。”
　　邓大妈一边擦眼泪一边点着头。
　　“那她的孩子还在吗？”
　　“在。好着呢，都长到七尺高了。”
　　“紫菱说她对不住你，她食言了——”
　　“不，她没有，她是为了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才牺牲的，她是好样的，你们都、都是好样的。只可惜——”邓大妈说着说着竟哽咽起来，眼泪像瓦沟里的檐水一样往下流。
　　半个月后，他们来到烈士陵园紫菱夫妇墓前，献了花圈与供果，邓大妈在那个已经没有了豁口的粗瓷大碗里装了沙子，恭恭敬敬地放在烈士墓前，邓平上了三炷香——
　　邓平是烈士的遗孤。